再造“精神家園”——

　　記者   汪孝宗/北京報道

　　這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特殊群體，經歷了上世紀60年代的“饑荒歲月”，70年代動蕩不安的“文革時代”和“上山下鄉”運動，80年代忠實地執行了“只生一個孩子”的號召，90年代面臨下崗再就業，如今卻又遭遇“中年喪子”之痛

　　他們經受了旁人難以想象的精神痛苦，還要面對養老缺乏保障的艱難前景。

　　“感覺自己像祥林嫂”                  

　　5月19日，邢芳在北京見到記者時，依然難以掩飾一臉的悲傷。

　　“隨著‘六一’兒童節的臨近，我現在特別想離開人世的兒子。有時候實在忍不住了，我就找一個特別空曠的地方，喊道：‘兒子，媽媽想你了’，‘媽媽沒啥奢望了，你讓我做個夢吧，這樣讓媽媽看看你就行了’”一談起2000年因白血病而離開她的兒子，邢芳立刻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邢芳今年53歲了，然而，看上去，她要比實際年齡至少大上10歲。

　　她告訴記者，兒子走之前，怕她想他，就常叮囑她說，“媽，你就當兒子去國外上學了，有出息了，忘本了，不再想自己媽媽了。你就這么想，就不會想我了。”

　　“我覺得自己像‘祥林嫂’，老想著自己的‘阿毛’。”她向記者苦笑道。

　　邢芳唯一的兒子曾是石家莊一中的優秀學生，在高考前夕，因病情加重而永遠離開了她，使她飽嘗了“中年喪子”之痛。

　　“我對兒子要求也比較嚴格，兒子也很爭氣，從小學到高中成績都非常優異，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也特別喜歡他。”邢芳說，“但在2000年，孩子沒有了，我覺得什么都沒有了，一切都變了。”

　　“我這人克制力還是挺強的，以前很少在別人面前掉眼淚。”她對記者強調，“我現在沒有跟原來單位的同事再聯系，就是關系特別好的朋友也不想再聯系，不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心里的那個痛。”

　　兒子離開的那年冬天，邢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有一天，邢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騎車的小伙子，背影特別像她的兒子，她就不由自主地一直跟著人家。

　　邢芳告訴記者，“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過來的。后來，老公就老跟著我，怕我出車禍。”

　　“其實，這事對我愛人的影響特別大。兒子走了以后，他就不知所措，情緒壞到了極點。沒事就去喝酒，每次喝到很晚才回來。回來后，在我們院里又哭又鬧。回家后，面對著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責，他總覺得自己對兒子付出的比較少，最后我們兩個人抱頭痛哭。”說著，邢芳再次淚流滿面。

　　“我們這些人心里都有毛病，我知道我肯定也有毛病。至少有心理障礙，肯定有。”她神色黯然地說，“都已經快10年了，我天天加班，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地特別忙，盡量都不在家。不然，回到家里，看到熟悉的環境，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兒子。”

　　“如果不是想到死了以后，我的父母會多么傷心，真想自己跟著孩子一起離開。因為老人不管有兩個或三個孩子，你畢竟還是他的孩子。這就是當時我能夠活下來的唯一支撐。”說著，她的神情開始堅定起來。

　　“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痛苦”             

　　為了排遣心中的悲苦，邢芳很渴望找個“同命相憐”的姐妹傾訴一番。于是，她一有時間就在網上進行搜尋。

　　后來，邢芳在網絡上搜到了重慶的獨生子女“孤殘家庭”的正式組織——“星緣聯誼會”，及武漢的相關自助組織“連心家園聯誼會”，多方努力和他們取得聯系，并融入他們。

　　隨后，她和兩個聯誼會中幾個年齡相仿的姐妹組建了自己的“星星苑”QQ群。慢慢地，她認識了一批同她一樣的兄弟姐妹。

　　在“星星苑”QQ群里，給邢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江蘇鎮江的大姐，叫張興憲，1948年出生，是68屆高中生，1969年下放到生產建設兵團2師11團20連，是個老三屆的知青。到1978年，10年的農場生涯結束回城時，這個張大姐已經年過30了。

　　和《于無聲處》的那一部話劇驚人的相似，張大姐的愛人是個剛畢業的醫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回城后，在不斷地奔走努力下，平反了。他們結婚時，張大姐已是33歲，愛人也已38歲。

　　第二年，張大姐有了女兒，唯一的女兒龐倩。女兒聰明、乖巧，臉上永遠是燦爛的笑容。在孩子的身上寄予了張大姐全部的希望，孩子也是她生命的全部。在歷經多次坎坷、磨難之后，張大姐以為從此開始了幸福生活。

　　然而，命運卻在捉弄人。龐倩大學畢業后，在廈門航空旅游集團工作的第三年，即2007年8月，噩耗傳來：女兒病了，走了。

　　在廈門的醫院，極度悲痛的張大姐一頭往墻上撞去，是醫院的護工把她救了下來，卻落了頭痛的“后遺癥”。

　　從廈門回來后，家里女兒用過的東西，一次次地讓他們“睹物思情，悲痛欲絕”。實在受不了，他們離開了原來的家，在另一個小區租了房子。那年，張大姐剛好60歲，愛人也已65歲了。

　　從那以后，兩人生活的軌跡徹底改變。

　　他們再也沒有去過一家大型的商場或超市。就在小區的小超市里購買一點必須的日用品，吃的是方便面、速凍水餃、湯圓等等。他們哪里還能有心情去切片、切絲，去炒、去燉啊。此時，食物不再是享受，仿佛只是為了維持生命。

　　老兩口常常一天也說不上兩句話，以前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是女兒，最重要的話題也是女兒。而現在想說，不能說，誰也不愿意去觸及心中那個巨大的痛。后來，他們都落下了嚴重的失眠癥，常常睜著眼等待天亮。偶爾睡著了，也常常被噩夢驚醒。

　　就這樣，他們煎熬了幾百個日日夜夜。張大姐的身體每況愈下，得了乳腺癌，可是她堅決不愿意去做手術。

　　張大姐說，她不是怕開刀，是怕見到病房里別人兒女繞床的情景，她會受不了。她更怕病友問起孩子的情況，因為到他們這個歲數的人，見面談的話題一般都是孩子。最后，張大姐愛人向醫院說明情況，醫院給了一個單間，張大姐做了乳房切除手術。

　　和許多“同命媽媽”不一樣的是，張大姐遭受了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痛苦。

　　“將自己未盡的愛延續下去”        

　　“星星苑”QQ群里，有一位來自武漢“連心家園聯誼會”的老陳。

　　2008年8月18日，老陳唯一的兒子不幸猝死，才剛剛走完24歲的生命歷程。在他與妻子極度的痛苦與迷惘中，他們找到了屬于他們自己的“組織”——“連心家園聯誼會”。

　　這是由一群遭遇同樣命運的兄弟姐妹們自發組織的自助性群體，是由一位叫李銘蘭的大姐捐資3萬元，于2007年9月建立的。成員現有300多人，都是來自于獨生子女“夭亡家庭”。他們中有老師、醫生、工程師、機關干部、工人、企業家和銀行職員等。

　　老陳告訴記者：“從此，我們這群‘苦命人’有了傾述心聲的地方。大家親如姐妹，相互走動，有難同幫，相攜相敬，共渡苦難，在精神上使這群人互相得到了慰藉。在這個大家庭里，沒有自卑，沒有歧視，有的就是相互的攙扶與安慰。”

　　而在此之前，這些家庭中，有的兒女去世了多年，其父母卻舍不得將其安葬，至今將孩子的骨灰安放在家里；有的家庭因失去了孩子，夫妻反目而離異；有的沒有了生活的目標，不愿與家人和社會接觸，甚至會產生自殺的念頭

　　還有一位母親，兒子大學畢業患上白血病不幸去世，兒子走后她把自己封閉起來。加入聯誼會后精神面貌有所改變，但當偶爾碰到一位久違的朋友時，人家隨意說了一句“你的氣色比以前好了一點”時，她回家后立刻痛哭一場。

　　姐妹們問她為什么這樣？她說她感到自責，她覺得她不該氣色好，她應該陷在痛苦中才是對得起遠去的兒子。也有不少母親覺得，買一件高檔一點的服裝或者多花一點錢，都會覺得對不起遠在天堂的孩子。

　　據老陳介紹，武漢“連心家園聯誼會”建立后，不但為失去孩子的家庭主動提供精神救援，幫助他們渡過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而且開展互助互愛活動，幫助喪子家庭中的年老體弱者，并呼吁社會各界給予關注；同時，參與社會上的公益活動，對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員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兩年來，“連心家園聯誼會”成員多次去殘疾人福利院慰問，請社會孤兒吃年夜飯，資助貧困大學生與白血病人等。去年汶川大地震時，他們自發為災區捐款達1萬多元。

　　老陳說，做這些事情對一個正常的人或一個群體來說是舉手之勞，可對這樣一個經歷了喪子之痛的群體來說，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大家是在心滴著血、眼含著淚的狀況下，來參加這些公益活動。”

　　很多聯誼會成員表示：“我們是為孩子而做，將自己未盡的愛延續下去。”

　　構筑“傾訴、交流的精神家園”  

　　在“星星苑”QQ群里，還有位來自重慶“星緣聯誼會”的成員，其中一位被大家尊稱為“王大哥”的王長琳，格外引人注目。

　　2006年7月，王長琳唯一的兒子王銳31歲時因病去世，一度使他陷入封閉、孤獨與痛苦之中。他整天悶在家里抽煙，一天要抽好幾包，十天、半個月難得下樓一次。

　　當年11月，王長琳參加了沙坪壩區渝碚路街道辦事處組織的一個座談會，商談專門為獨生子女夭亡家庭成立“星緣聯誼會”的有關事宜。在會上，他被大家推任為“星緣聯誼會”渝碚路小組組長。

　　2007年1月，在重慶市計生協、沙坪壩區計生委及計生協的支持與配合下，沙坪壩區“星緣聯誼會”正式成立，在小龍坎街道黃桷灣社區設立了聯誼會會所，并很快在全區各街鎮成立了14個聯誼小組。

　　于是，“星緣聯誼會”成為王長琳和其他相同命運的兄弟姐妹們相互傾訴、交流的精神家園。王長琳說，“星緣聯誼會”正像所貼出的標語“會所我的家，溫馨你我他”。

　　王長琳告訴記者，“星緣聯誼會”創辦兩年來，通過舉辦健康講座、插花藝術培訓、組織獻愛心等豐富多彩的活動，進一步愉悅了會員身心，改變了大家的精神面貌，提升了生活質量，幫助他們重新樹立起對生活的信心和勇氣。目前，該會所共吸納300多戶中年喪子家庭，約640余人入會。

　　據了解，目前，重慶市共組建了11個“星緣聯誼會”，其經費來源有三：一是市計生委通過區縣計生協對新建的會所一次性下撥10萬元，每年運行費用3萬元；二是接受社會捐助；三是會員個人分擔。

　　“為了活躍會員們的業余生活，我們把會員中的許多藝術人才組織起來，成立了演唱團，購置了簡易道具和服裝，自編自演，自娛自樂，搞得有聲有色，甚至參加了市計生委的調演。” 王長琳自豪地表示，2007年6月，沙坪壩區特意請著名詞作家王光池創作了“星緣聯誼會”會歌——《星緣是我們共同的家》。

　　“鑒于全區數百戶會員，散布在各個街鎮，不可能經常到會所來活動，聯誼會在街鎮或相鄰的街鎮成立了若干小組，平時以小組活動為主，必要時才集中到會所活動。”王長琳介紹說，許多小組活動很活躍，各小組積極籌集資金，開展了形式多樣、獨具特色的文體及休閑活動。其中有春游踏青、在農家樂搞生日宴、在會員家中搞家宴、在會所搞餃子宴，去探望、慰問生病的會員等，對周邊的群眾也很有吸引力。

　　各街鎮、社區也在各種節日期間，都以上門慰問、茶話會、團拜會等形式舉辦活動，讓會員們有了親人團聚的感覺。通過各種活動，使他們舒心開心，互愛互慰，忘掉過去，走出陰影。

　　“去年初，重慶市政府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見，責成市財政局市計生委共同擬定了新的政策，并經過市府辦公會通過，將特別扶助費由每人每月100元提高為260元。這其中可能也有我們沙坪壩‘星緣聯誼會’的努力。”王長琳對此“深信不疑”。

　　記者觀察

　　從經濟養老到精神養老有多遠？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汪孝宗

　　類似于武漢“連心家園聯誼會”與重慶“星緣聯誼會”的組織，還有上海的“星星港”。但事實上，在全國作用很大的這類組織，數量卻很少。

　　據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至2008年，獨生子女人數已超過1億人，占總人口的8%左右。

　　“在所有的計劃生育家庭中，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最大的家庭。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導致孩子夭折或者嚴重的傷病殘，‘風險家庭’就轉化為‘殘破家庭’和‘困難家庭’，如果沒有外界的支持和幫助就很難擺脫困境。”北京大學穆光宗教授如是說。

　　根據1990年人口學界研究數據顯示，我國每1000個出生嬰兒大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歲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變化十分緩慢，所以 5.4%和12.1%的家庭會經歷孩子夭折的風險，幾乎難以規避。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農村地區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但現在無后的家庭有57萬之多。

　　2007年8月31日，國家人口計生委、財政部發布的《關于印發全國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試點方案的通知》決定，從2007年開始，在全國開展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試點工作。

　　隨同一起公布的《全國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試點方案》中，要求扶助對象應符合以下條件：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滿49周歲；只生育一個子女或合法收養一個子女；現無存活子女或獨生子女被依法鑒定為殘疾(傷病殘達到三級以上)。

　　其扶助標準是：獨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養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給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獨生子女傷、病殘后未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給予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扶助金。

　　早在2006年，湖南省部分獨生子女死亡傷殘家庭扶助制度就開始實施。這是全國第一個省級自行制定和實施、全面覆蓋城鄉、扶助資金省級全額承擔的、長期執行的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當年底，湖南省有6000多名符合扶助政策的人員。

　　隨后的2007年，江蘇省開始實施了計劃生育困難家庭特別扶助制度，共向城鄉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兌現扶助金6960萬元，惠及群眾6萬多人次。

　　廣東省從今年5月1日起，全面實施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制度。據初步測算，全省符合政策的扶助對象約有7000多人。而該省的標準分別是120元和150元，均比國家標準提高50%。同時，鼓勵珠三角等有條件的地區在省標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扶助標準。

　　專家指出，近年來隨著疾病、車禍、溺水、食品安全等等原因，全國獨生子女傷殘、死亡發生率呈持續上升態勢。這項制度的有效實施，有利于緩解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的實際生活困難，并獲得精神上的慰藉。

　　鎮江的張興憲大姐認為，這還遠遠不夠，作為“中年喪子”的特殊群體，很想有個屬于他們自己的養老院，大家住在一起，年輕的可以照顧年老的，身體健康的照顧生病的，互相幫助不需要付工資。

　　今年57歲、來自唐山的宋麗萍告訴記者：“隨著年齡的增長，到將來需要有人照顧的時候，我們唯一的去處就是養老院。所以，我們迫切要求政府給我們這群‘絕戶家庭’建立一個自己的養老院，并解決我們的醫療費用。”

　　此外，還有不少家庭建議，政府應在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的第一時間進行慰問并給付國家補償金，讓父母在最悲痛的時候及時感知政府的關懷和溫暖，并制定相關的養老醫療優撫政策，讓沒有子女關懷照料的孤獨父母也有安心就醫的保障。

　　“事實上，大多數這類家庭要求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關注與訴求，他們往往不在乎國家給予經濟補償的多少，因為這些錢實際上對他們起不了多大作用。”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認為，他們渴望精神層面的交流與撫慰，以緩解精神上的孤獨、封閉與自卑。而當他們老了以后，則更多關注養老和醫療問題。所以國家和社會不僅應解決他們經濟上的養老問題，更包括精神上的養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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