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學習內容圍繞世界主要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統籌協調和政策銜接，推進各類社會保障制度整合。

　　上述動向直指經濟社會發展短板所在。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正在開展的抵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任務，除了聚焦于“保八”等短期目標外，更需著力破解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切實提高國內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確保當下付出的努力不至成為下一輪失衡的潛在誘因。

　　依據經驗事實，中國提振內需的前提條件是完善社會保障。若非如此，硬性擴大內需很容易引致的另一圖景是，由于居民儲蓄的預防性動機居高不下，相對過剩的企業產能只能通過更多的投資和出口予以消化。而這，往往又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和貿易摩擦，最終，企業利潤不斷惡化，職工收入水平和消費支出不升反降。

　　迫于保增長、保就業的需要，經濟低迷期的解困舉措很容易帶有事急從權的色彩。關于這一點，可以引為比較的統計數據是，自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中國的投資增長與消費增長對GDP增長貢獻率的大小發生逆轉，前者一路攀升至2004年的67%，后者一路下降至2004年的28%。

　　經過艱難調整，此后中國的消費貢獻率開始呈現回升之勢。2007年，消費與投資的貢獻率大小出現良性變化：在當年實現的GDP增長11.9%中，兩者分別貢獻4.5個百分點和4.4個百分點。只可惜，僅僅一年后，由于內外部形勢發生突變，2008年中國實現的GDP增長9%中，兩者又一次反轉為4.0個百分點對4.2個百分點。有專家預計，伴隨政府大規模救助計劃落至實處，今年中國的投資貢獻率還將繼續抬升。

　　當然，不同的歷史時期自有不同的歷史條件。過去很長時期內，有專家提出：“一國消費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水平或者經濟發展階段決定的”。由此，我們大致也可以推斷，制約中國提振內需的主要障礙——比較低的保障水平沒有出現質的改觀。畢竟，對于當時財力窘困的政府而言，在沒有足夠的蛋糕可供切分的情況下，首先考慮的必定是如何做大蛋糕而非如何切分蛋糕。

　　歷經30年發展，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時間之窗”。2008年，中國人均GDP已經突破3000美元。參照國際經驗，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在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時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因此，已經逼近中低收入國家人均GDP上限的中國需要著手謀劃如何避開近在眼前的“中等收入陷阱”。

　　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過去數十年中真正能夠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基本依托于出口導向，而這一戰略，對于擁有世界1/5人口的中國而言并無多少借鑒意義。中國下一步的發展，近乎必然地只能靠國內消費來提供動力，與之相應，作為啟動消費的前提條件，完善社會保障實則已成為再也繞不過去的突破口。換言之，在現今歷史條件下，只有抓住了完善社會保障這個最為核心的綱要，中國經濟轉型的各項目標才能漸次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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