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曉忠

　　G20倫敦峰會六點共識的聲明中并沒有出現超主權世界貨幣的議題討論，周小川的超主權世界貨幣的提案在G20倫敦峰會前后呈現出“先熱后冷”的特征

　　繼2008年G20華盛頓峰會歐盟積極地同亞洲斡旋如何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以來，2009年4月初，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把構筑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推向了新的高潮。

　　3月23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拉開了國際社會就中國提出構筑以SDR(特別提款權)為支撐的超主權世界貨幣的理論與實踐的證明。隨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于3月27日在英國《泰晤士報》發表《增強發展中國家聲音》的文章，把這次在G20倫敦峰會中中國的聲音和立場加以了進一步明確。

　　那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以SDR為支撐的超主權世界貨幣在理論與實務中有多大的可行性？超主權世界貨幣是否是一個遙不可期的烏托邦？

　　超主權世界貨幣“先熱后冷”

　　周小川的超主權世界貨幣構想甫一提出就聚者云集，以澳大利亞及“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迅速給予了較大力度的支持；俄羅斯更體現出了英雄所見略同的感召——之前俄羅斯有關部門也提出了相關的構想；同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等諸多國際知名學者表達了積極支持的態度；另外，由于周小川的提議使得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力由虛變實，因此也得到了IMF等機構的強烈支持。

　　忐忑不安的是美國。3月24日，美國財長蓋特納對周小川的提議給出了自信的回應， “我們實際上對那個建議相當開放”，他認為超主權世界貨幣是一場鬧劇，至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無法撼動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然而這種自信稍縱即逝，隨后，蓋特納便與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一起強調“強勢美元”和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

　　歐盟則擺起了烏龍，一改2008年G20華盛頓峰會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熱衷，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上與美國一起強調加強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的立場。對歐盟來講，當然期待改革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但前提是不削弱自身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

　　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必然要改革IMF，而歐盟成員國勢必要讓渡相當一部分IMF權力給日益成長的新興市場國家，這顯然是歐盟不愿接受的。

　　持反對立場的還有此次G20峰會的東道主——英國，G20峰會召開前夕，英國首相布朗就強調，超主權世界貨幣提議不在G20會議討論議程中。

　　G20倫敦峰會會后的六點共識的聲明中并沒有出現超主權世界貨幣的議題討論，周小川的超主權世界貨幣的提案在G20倫敦峰會前后呈現出“先熱后冷”的特征。布朗表示，超主權世界貨幣的提議者——中國，沒有向峰會提交相關的議題供與會領導人討論。

　　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至少有三方面：其一，周小川的超主權世界貨幣構想仍然是尚未成型的設想而非議題，暫時無法作為議題在峰會上討論；其二，中國自身也認為，至少在目前，超主權世界貨幣仍然是一種尚未成熟的設想；其三，目前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仍然難以撼動，美元體系牽涉的利益關系已經相當多元，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而且把美元從神壇上拽下來在短期內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無法擺脫的“特里芬悖論”

　　由于內在穩定性缺失，當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已經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美國在世界銀行擁有16.53%的表決權，同時在IMF擁有17.14%的投票權，即美國政府在世界銀行和IMF(議案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都擁有一票否決的權利。因此可以說，美國是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最大障礙。

　　當前各國的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提議(除周小川的超主權世界貨幣提議外)仍然未能突破現有的框架，更多地是通過此消彼漲的力量變化來制約美國和美元“一超獨霸”的地位，并沒有觸動當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根本。

　　如何改革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能否再繼續回歸到布雷頓森林體系？

　　在當前全球經濟金融體系已經高度信用化的今天，再拿出“貨幣天然非黃金，黃金天然是貨幣”的概念已經不合時宜。畢竟，黃金作為一般商品的特性、黃金資源的有限性、不同的黃金開掘效率等因素決定了黃金不可能再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角色。

　　不論是布雷頓森林體系1——各國貨幣與美元實行浮動匯率，美元與黃金掛鉤，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2——多種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然后再次與黃金或石油等掛鉤，都無法擺脫“特里芬悖論”——即國別貨幣充當世界貨幣將導致該國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突出地表現為難以維護幣值穩定。

　　事實上，自從美元當仁不讓地走上世界貨幣神壇后，美聯儲就開始在迷失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美聯儲無法監管跨越國界的全球金融市場。2004年以來，格林斯潘所擔憂的美國長短期債券利率之謎就是美聯儲貨幣政策失控的具體表現，即大量金融資產從全球各地源源不斷地涌入國際金融市場進行配置，作為世界貨幣，美聯儲需要不斷供給美元以滿足市場需求，否則將導致美元供不應求，導致美元匯率走高，并降低國際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而要滿足全球金融市場的美元需求，美元則面臨著貶值風險。

　　美聯儲貨幣政策失衡壓力一度因國際金融市場日益復雜的創新和信用創造的加快得以緩解，即國際金融市場通過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流動性創新，提高了信用貨幣創造的速度，逐步滿足了國際市場對美元的需求。隨著市場對短期現金流需求的增加，導致了長期債券利率長期低于短期債券利率的不合理情況，而這種問題的背后潛伏了大量的金融風險隱患。

　　SDR的局限

　　不可否認，周小川的提議突破了國別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的特里芬悖論，走出了之前各國改革IMF時過于關注提升本國貨幣地位的方案的局限性。從這個角度上看，此次提議具有明顯的理論與實務前瞻性，然而，其局限性也是相當突出的。

　　首先，以SDR為支撐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本身需要一個超國別且具有國別政治超然性和具有強制力的全球央行或實權化IMF來加以管理。這就要求各國讓渡一定的貨幣主權出來，而這個超國別的、掌控著全球貨幣市場主動權的全球央行，在面對復雜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做出及時科學的政策安排就變得尤為必要，否則SDR將無法有效推進。

　　其次，超主權儲備貨幣提議沒有解決SDR與各主要國別貨幣的匯率問題，SDR在國際外匯市場的穩定性并非事前簽約約定那么簡單。目前，由美元等國別貨幣充當世界貨幣，這個匯率問題是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確定的，而一旦插入一個超主權的SDR儲備貨幣，意味著當前國際市場上主權貨幣間的匯算關系就無法有效維系了。這很容易在國際金融市場給投資者留下較大的套利或投機空間，從而加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另外，推動SDR作為國際貿易、大宗商品的計價貨幣難以實現。這一方面需要SDR本身的內在穩定性，而如前所述這個目標很難實現；另一方面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來推進，而超主權的SDR的管理者——世界央行或實權化的IMF存在軟約束問題。長期以來，美元作為國際貿易和大宗商品的計價貨幣在短期內存在改變的惰性。

　　最后，如何激活各國公私投資者放棄目前的主要世界貨幣而參與到SDR交易體系？顯然，這需要SDR本身的穩定性以及投資者對SDR的高度認同感，而SDR與主權貨幣在分配各國貨幣政策主動權方面的爭議，很容易使這兩點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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