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著名國學專家乾泉教授

　　文/趙發中

　　乾泉教授一直致力于在易學、國學等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建構東方管理理論體系和中國管理哲學，并認為中國的國際化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中國企業要實現國際化，中國企業文化首先要經得起國際競爭，中國創造如果沒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支撐是不可能實現的。

　　乾泉教授主要學術研究領域，涉及企業戰略創新、文化創新、制度創新、組織再造、資本運營、創業管理、組織生涯規劃、職業生涯設計、運行模式重塑等。多年在不斷研修易、老、國學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西方管理思想體系，深入研究中外成功企業管理案例，主張屏棄傳統思維的局限性，積極倡導秉承中國哲學和文化傳統，利用易學的全息思維，模擬組織主體生存、成、創新、發展和組織遺傳的原生生態環境，創立了《組織生命全息理論》、《自然管理法則》、《組織基因DNA結構模型》、《組織基因法則》、《全息能力理論》、《全息戰略管理》、《和諧企業文化》和《中國企業超速成長模式》等理論體系。

　　聽說本刊將國學作為本期封面故事的主題，乾泉教授非常高興，并欣然接受了本刊記者的獨家專訪。

　　中國商界：國學與人文和精神文明建設有何關聯？

　　乾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企業界最大的缺失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窮的只剩下錢，就是我們精神的貧乏。當然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齊步走，但我們不把鄧小平所倡導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僅僅理解為財富或經濟的增長，這幾年有些地方精神文明建設的倡導不夠堅決，財富方面增長很快的人當了政協委員，進到國家決策的隊伍里來了，但我們精神文明的呼吁卻少了，這應該引起社會的關注。部分政府機構管理者對社會價值的判別與老百姓的認知有很大差別，這就容易激化社會矛盾。今天早晨我聽見我們的員工又在說，湖南的出租車司機一千多人又開始罷工了，警察又抓了幾個人。出租車司機為什么鬧事？他對出租車公司的利潤分配有意見，對政府的縱容也有意見，非要逼著大家罷工，出現流血事件才肯重視，說明我們缺少反思。

　　我們剛才講的出租車公司游戲規則由他設計，他是壟斷經營。那么在這個情況下出租車司機是弱勢群體，但是他們要維權。在這方面我認為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處理得很堅決，對話、理解，直接就給出租車司機吃定心丸。按道理這種事件政府是不該讓它發生的，但是發生了政府就該有勇氣來平衡這種利益的博弈。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考慮弱勢群體的利益，忽略經營者的利益也不行，這是個度的問題。但是我們往往忽略的是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因為他們沒有代言人，很少有普通的出租車司機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這些年群眾事件發生的背后就是我們人文精神的缺失，所以在很多場合我都在呼吁重建我們的價值理念。

　　中國商界：如何繼承國學中的優秀傳統？

　　乾泉：我們的傳統國學中的優良元素有很多，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曾是我們自覺的理念，但現在成了一種口號。很多企業家也在做慈善，但他不是為了慈善而做慈善，而是為了做廣告，所以一團虛偽，也得不到廣大公眾的信任和贊許。企業家也在不斷地透支自己的信用，所以我們國家的亞文化中底層有仇富心理，為什么？因為我們企業家沒有成為道德的楷模。造成了貧富兩個階級看待問題的價值觀和標準差距很大，這些我認為都值得反思，而講道德講倫理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不管是政治家、學者、管理層還是打工者都該有這樣的責任感，應該樹立一個社會普世化的價值標準。這個價值標準不能只是抽象地寫在文件上，應該有一種社會的認知度。

　　我們對西方的文化也應該有選擇性地吸收，拿來也不是全盤的拿來，要拿精華，而不是拿雞肋。早上我看到一則新聞，廣東有一個南方最大的電子垃圾村，大量的進口電子垃圾，導致這里的生態惡化，當地居民身體健康受到危害。而這些問題又有多少人關心呢？很少！在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既得利益取舍方面往往選擇后者，現在我們的價值判斷標準比較混亂，無論是企業家、工人、政府都是這樣，大家的自我保護意識也很淡，人們都是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所以我認為物質財富有時是有毒的。

　　在物質財富面前我們企業家對社會是有貢獻的，但也需要反思。知識分子的表現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沒有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給予人們需要的價值創新和理念創新，有的還成為金錢的奴隸。我們現在的創業環境也不是十分完善，我從國家的統計部門了解到我們的個體工商戶近幾年是逐漸減少的。為什么？因為創業成本逐年增加，他們不愿意經商。

　　我們的社會要發展進步，不僅要實現物質文明的進步，還要在哲學上、在理念上、在文化認知上、在制度體系的保證上，有個前瞻性的規劃，然而政府往往在這個層面上是滯后的，必須有一部分人先覺醒，我們必須去呼吁，我們的知識層和先進企業家應該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發揮積極作用。

　　中國商界：如何看待企業管理和企業文化的現狀？

　　乾泉：現在企業文化的理念我叫“不三不四”，“一二”是初級階段，“三四”是中級階段，“五六”是高級階段，“不三不四”就是不高不低很尷尬的一個階段，所以目前中國企業的管理水平和價值理念我認為就處在這樣一個“不三不四”的階段。我們現在企業的價值理念都來自西方國家的趨利影響，追求利潤沒有錯，但是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的追求就有問題了。比如中國的某些醫院，可能病人都快死了，但還是給病人開貴藥讓病人多花錢，沒有病的人希望他得病，小病的人希望他得大病，得了大病的人希望他住的時間長甚至死掉，這是有悖于人倫的。

　　中國傳統的以儒家為代表的思想是義利統一的，所以會有近代和現代的徽商和晉商，他們的思想是值得我們發揚的，不能迷失在西方的管理理念中不能自拔。像美國令人氣憤的華爾街事件，用救市的錢給高管發了工資獎金，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社會，人文環境都接受不了。最近我國政府也出臺了對金融高管的工資獎金進行限制，但是力度遠遠不夠，而且我們不是領先而是效仿，在制度方面我們沒有做到原始的創新，那么我們產品又怎樣做到原始的自主創新呢？如果沒有反思能力的話中國的企業就沒有希望。

　　中國商界：企業如何負起自身的社會責任？

　　乾泉：現在一些企業家出問題往往是政治文明上出問題，有的是跟一些政治集團結成團伙出問題，而企業家也成了政治集團的犧牲品。有些企業家也很無奈，如果不與政治集團綁在一起他就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那么競爭就不公平。但是不能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出賣自己的人格，也不能出賣消費者的利益，更不能拿自身的經濟安全來做這些交易。

　　我們的企業家和對企業的評價出了問題，那么我們就要建立新的評價體系，就叫中國企業人文發展支柱評價體系，我們現在的稅務部門有稅務排行榜，那么這個排行榜能不能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呢？有的上市公司為了圈錢不惜貸款來繳稅，短期來看他的稅收增加了，但破壞了投資者的利益，操縱了資本市場，違背了市場利益，而且給商業銀行、金融體系帶來了危險。所以從這一點上就能反映出稅務排行顯然不能公正地體現出企業的社會責任。 

　　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國的品牌也面臨一個生死抉擇的境地，在國際上形象受到損壞，普通消費者又如何相信品牌？而且虛假廣告依然有泛濫之勢，像電視上的那個鈦的首飾能有治療作用嗎？它是利用普通老百姓在專業知識方面的匱乏來忽悠消費者，所以品牌的公信指數在下降，單獨用品牌來衡量一個企業顯然也是靠不住的。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美國制造出一個新的名詞叫有毒資產，所以用一個企業的資產增加值來衡量一個企業的公信，短期可以當作一個企業的財富的增加，但是長期它可能是有毒的。

　　如果企業資產的增加是以犧牲資本結構的優化為代價的，顯然用這樣一個財富增加值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不可靠的。

　　用一個企業的慈善公益做的多少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不可靠的。有的企業家也是為了一個利益需要，表面上做一些公益性的活動，比如這次被抓的開發銀行的王毅不也在做公益嗎？很多的問題企業家也做了很多公益事業，那叫公益嗎？那叫作秀，因為他的動機是為了廣告宣傳，是一種策劃、一種公關，樸素地講是一種陰謀，動機是不純的。所以單純的看一個企業家的捐款多少是無法正確衡量一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的。他把政府潛規則了，把消費者潛規則了，但是這種行為誰來評價誰來規范呢？作為接受捐贈的機構往往都在縱容企業家利益心的膨脹和不良的公益行為。打著公益慈善的招牌達到企業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的行為值得倡導嗎？

　　中國商界：企業應對社會文明進步做什么貢獻？

　　乾泉：回過頭來說我們現在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工具、管理方法、管理模型，我們現在的商學院幾乎全盤西化，中國的這種義利統一的思想是被邊緣化的并且沒有被寫進《公司法》。所以這導致了企業責任成為一個焦點問題，這恰恰證明企業是逃避社會責任的。盡社會責任是要增加成本的，而這與企業股東的利益是有沖突的。所以有很多問題我覺得我們都沒有斧正，沒有進入到法律程序。盡管也有消費者協會這樣的機構為消費者維權，但是法律的力度是軟弱的，而企業的理念企業的文化沒有進入到法律程序中來是有缺失的。

　　因此企業的發展不但要實現自身的經濟發展，也應該為社會的精神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理念作出貢獻。因為和諧社會的文化和科學發展觀不是政治家的問題，政治家是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處理好不同社會階層的關系。而我們現在有些地方官為上不為下，只要社會矛盾不激化他就和稀泥，這是一種責任的逃避。某些企業家也是這樣，只要我不違法我就成功，但是他不會維護消費者的利益，他還能成為某些地方官的座上客，這是現今社會的一個怪圈。那么媒體和我們的理論家應該有反思的能力，如果我們喪失這種反思的能力，那么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的榜樣。

　　企業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經營和諧企業文化，而企業管理哲學是企業文化的基礎。中國企業不能滿足于輸出“廉價的”商品，中國人、中國企業家應該有信心在輸出優質產品的同時，輸出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與和諧價值觀等具有悠久歷史的燦爛文化。他倡導，以《易經》國學等中國管理思想為基礎，結合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學的局限，系統反思人類文明的管理方式，探索企業和人類的終極價值，建立起全新的中國管理哲學理論體系和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管理理論平臺，為企業組織的成長、變革、創新和發展提供普適化的、簡易的、科學實用的管理模型，為和諧企業與和諧世界做出中華民族的新貢獻。

　　乾泉教授，擔任由國家人保部、中企聯共同主辦的國家十一五規劃653工程“國學與和諧企業文化建設”課題組負責人，現任文化部主管的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東方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國際管理工程學會國學研究院院長，并分別兼任中國和諧指數研究中心、中國管理哲學論壇、中華國學教育工程、中國和諧發展論壇、中國人文財富論壇等活動執行秘書長，被聘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大、中山大學、江西師范大學等知名高校國學教育項目兼職教授，同時擔任中國商學院聯盟、中華國學企業家俱樂部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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