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娜 劉雅婷

　　中醫是中國文化的脊梁。對于中醫，大多數人認為只是治病救人而已。其實不然，中醫除了為人治病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內涵。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形態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形態。中醫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整個中國文化復興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當我們帶著對中醫的尊崇與敬重采訪到著名老中醫、原衛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之子呂嘉戈教授時，對中醫的認識也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和升華。“通過近幾年的呼吁，人們對中醫的存亡危機有了一定的認識，這對中醫來說是一個大好事，但要想使中醫真正得以復興并傳承下來，我們還任重而道遠。”呂教授語重心長地說。

　　中醫的能量與現狀

　　呂教授向我們介紹，傳統中醫主張順應自然和(因癥施辯)辯證施治，主張病前預防即治未病，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相比之下，西醫天生的(破壞性)替代性治療屬性和對科技的過分崇拜，勢必使其走入死胡同。

　　中醫和西醫在學術上的差異是客觀的事實，這種巨大差異從本質上講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從純學術上講，中醫在理論、臨床、療效上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都有自己獨到之處。

　　今天，艾滋病等世紀病毒已經讓西醫捉襟見肘了，而中醫在很多疑難雜癥和現代病癥上卻顯示出了西醫難以達到的優勢和效果。從未來的市場來看，中醫產業前景更加廣闊，隨著中醫在全球被廣泛認可，將直接帶動國內中藥種植產業和中藥出口。

　　然而目前，中醫的生存空間并沒有得到擴大，除了資金和人才短缺壓力，政策對于中醫的限制不是放寬了，而是收得越來越緊。“以在北京開設一個中醫門診部為例，除了要有底商400平方米的營業場所，注冊資金也從以前的10萬元增加到80萬元，2008年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準入門檻，在4個中醫執業醫師之外，還必須有1個全科醫師，全科醫師就是西醫。沒有懂西醫的醫生，就不能開門診部。”呂教授說。

　　盡管中醫在國內面臨的局勢危急，中醫復興困難重重，但呂教授對中醫的復興仍舊充滿信心。他表示，隨著西醫在很多疾病上走進死胡同，以及全球對中醫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中醫在未來10年將有著廣闊的前景。

　　重拾中醫話語權

　　當然，中醫的復興并不是幾句話那么簡單，需要反思和重建的方面很多。

　　“我們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中醫現代化’”。呂教授指出，長期以來，反中醫人士一直將中醫視為“偽科學”，提出要實現中醫現代化。所謂的中醫現代化，實質上就是中醫的西醫化，試圖用西醫方法和西醫的思路徹底取代中醫，幾十年來中醫現代化的結果，是中醫持續的“去中醫化”。

　　所以，中醫首先需要的是對傳統的回歸，恢復中醫傳統方法論和治療方法。當然，這不是中醫復古和回到前現代化時期的意思，而是必須在傳統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繼續前進。“我并不反對應用現代科技手段輔助中醫，這正如1萬年前我們祖先用陶罐加水煮米飯，1萬年后，不變的是米以及煮米飯的原理，變化的是煮米飯的容器和燃料。中醫的復興也是如此，要明白中醫中哪些是不能變的，哪些是可以變的，不變的就不能變，可以變的就要去加以研究，這樣才能與時俱進。”呂教授解釋。

　　“給予中醫獨立行政權也是必須的”。這是運用政體的力量來保護中醫，只有如此，才能建設適合中醫發展的政策法規以及管理體系和產業發展思路，否則，中醫仍舊會在西醫衛生行政部門管理下進一步萎縮。

　　與此同時，中醫高等教育也需要回歸到中醫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的教授中。呂教授告訴我們，“目前，西醫學高等院校與中醫學院校在規模和投資上差距是無法計算的，而中醫高等教育的西化，則使中醫從業人員的醫療技術已趨向西醫化，連北京中醫藥大學這樣的中國中醫界最高學府的教材也都已經被西化得不倫不類了，加上對學徒出師不給行醫權的限制，中醫可以說已經‘斷子絕孫’了。而中醫從業人員與西醫從業人員的比例也由解放初的3:1變為今天的1:5。”

　　此外，呂教授指出，重拾中醫的話語權，還需要放寬民間中醫的準入門檻，允許民間中醫開館授徒，給予其行醫資格。“我國中醫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之所以能傳承至今，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師帶徒、父傳子。中國歷史上，名醫輩出有力地證明了這種教育方式的實用性和科學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準入政策到位，不用10年，中醫的星星之火肯定會成為燎原之火。”也就是說，中醫的復興必須要有政體的保護和支持。

　　中醫當姓“中”

　　當今的中醫大專院校的教材及課程設置，是以西方哲學方法來對待中醫學的結果。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俗語，意指在師傅教會了某一項技術或學問后，繼續深造研究就要靠自身的努力了。而現今，經過中醫大學5年培養出來的學生，卻有許多不會切脈、不會治病。學生已經習慣了數理化方法的教育和訓練，根本不會用中國哲學方法去總結臨床經驗和發現新的問題并解決它。

　　“學習中醫學、準備從事中醫的學子，一定要有復興中醫的報負，堅決地走純中醫的道路，堅定自己的民族立場，保衛中華民族的文化不被西化。”呂教授告訴大家，“有了這個目標、方向，和對中國哲學方法進行普及、提高的具體措施，就可以奠定中國文化在教育以及各個學科研究的地位，這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戰略。”

　　對此，呂教授對中醫的復興也給出了具體的建議：要提倡和推動老中醫帶徒，恢復中醫學傳承的法寶——師帶徒、父傳子的教育方式；加強中醫專業經典著作的教授；制定中醫師帶徒、父傳子出師后的準入法規；承認民間中醫的學術地位；尊重民間中醫的醫療效果，并能及時普及和推廣；給中醫與西醫在政體中以平等的地位。

　　呂嘉戈：　　

　　1951年出生，著名老中醫、原衛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之子，文革老三屆67屆初中生。曾在內蒙古上山下鄉當過農民，在基本建設工程兵一支隊當過兵，在北京某軋鋼廠當過工人，在高檢當過科員。1986年辭去公職專門從事中國哲學方法、中醫學及氣功醫學的研究。已出版著作： 《易經新探——易之數理及醫易同源的啟示》、《氣功醫學之經筋學說》、《挽救中醫——中醫遭遇的制度陷阱與資本陰謀》、《中國哲學方法——整體觀方法論與形象整體思維》。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