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稅收快速增長，平均速度在20%左右，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也超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與此同時，政府的公共服務，尤其是能讓民眾直接感受的、直接關系到民眾生計的公共服務卻在減少。

　　在“稅”的問題上，人們似乎失去了常識。例如，在觀看奧運會開幕式上聲勢浩大的焰火表演時，很少有人為它的費用感到憂慮；當受災地區的民眾收到政府救濟時，他們會跪倒在地，高呼“感謝政府”；在政府稅收以兩倍于GDP的速度迅猛增長時，還有不少專家學者建議，要開征新的稅種；在政府部門的辦事機構里，面對辦事人員的拖沓冷漠，沒有人會發出消費者常有的抱怨……人們似乎忘記了，政府收支的每一筆錢，都與自己的錢包有關；政府對民眾的服務，是收取稅金之后應盡的義務和應該做好的工作。

　　事實上，稅是民眾購買政府(人員)服務的費用，它與我們生活中的其他費用，例如付給飯館、理發店或保姆的錢沒有區別。所以，很自然，人們在納稅上的負擔，會影響他們的收支狀況與福利水平。老百姓交的稅越多，可以用來購買其他商品的錢就越少。從企業的角度看，交的稅越多，利潤越少。雖然企業可以把一部分稅轉嫁給消費者，但這種轉嫁會減少消費者的購買力，進而減少企業的生產和投資，最終結果，會減少居民的就業機會以及獲得更高工資的可能。

　　公共品供應不足

　　我們發現，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與商業活動中，面對的稅務非常龐雜。所交納的稅金，在收入或支出中占據很大的比重。有人說，中國現在的稅制特征是“國富民窮”、“藏富于國而非藏富于民”，即國家財政和稅收收入逐年增長，而國民人均純收入則增速緩慢，老百姓生活負擔仍然很沉重。

　　國家稅務總局的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49442.73億元(不含關稅、契稅和耕地占用稅)，比上年增收11806億元，增長31.4%。而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介紹，2007年，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達4140元，和2006年相比增加了553元，比上年同比9.5%。

　　另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4932元，比上年增長18.7%，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3.6%。這個數據遭到了許多專家的質疑，因為計入統計的平均工資實際上不能真實反映工資狀況。即便是這個數字，13.6%的增長幅度與全國稅收的增長幅度相比，也遠遠落后了。

　　王明志是一名河南農民。2004年，他來到北京工作，在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在干活時，一名工友焊槍上的火星點著了他正在涂的防水材料，他的衣服燒起來，整個人成了火球。一個小時后，他被送進醫院。但40多天后，他被迫離開醫院，因為老板墊付的住院費用完了，他的善心也到此為止。王明志留下了嚴重的燒傷，幾根手指粘在一起，嘴唇不能合攏，口水止不住外流。后來，他留在北京，在外國人居住區的中心地帶——別墅、酒店、商場和會議中心之間游蕩，靠乞討為生。

　　“王明志式”的故事，在中國并不罕見。這里要追問的是：如果故事的主角不是生活在中國，而是生活在其他國家，命運會有所不同嗎？或許。在美國，低收入人口通過聯邦政府的醫療保險計劃，享受公共醫療；在歐洲許多國家，政府醫療保障系統覆蓋到每一個人；日本也實行普遍醫療保險制度——那兒的人們不會因為手頭沒錢而被迫離開醫院，中止重大治療，留下終生的傷痛。

　　近年來，中國民間流傳著“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瘋；社保讓你明天喝西北風”的說法，反映了中國百姓在居住、教育、養老、就業等問題上缺乏安全感的殘酷現實。

　　在現代社會中，對貧困人口進行救助，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權利保障，已成為公共物品的一種重要形態。在北歐國家瑞典，政府對全體老年人實行基本養老金，對退休老人實行補充退休金制度；還有全民的醫療保險制度；并廣泛推行了失業保險(或失業救濟)制度，對病休職工的現金補貼提高到工資的90%；還向大學生普遍提供獎學金和貸款，對貧困家庭進行補貼，對有未成年子女家庭進行補貼，等等。

　　在中國，9億農民，基本沒有醫療保障。醫院的條件越來越好，但收費也越來越高，一天的藥費就是半年的莊稼錢，不少農民因為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

　　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學卻因繳不起學費而無緣讀書的凄涼報道。不要說內地“老少邊窮”地區，就是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富庶地區，家庭經濟條件不太好的市民，孩子考上大學也是一件讓全家人發愁的“大喜事”。至于失業，1999年有條例規定，建立失業保險基金，用人單位按照工資額2%繳費，個人按照工資的1%繳費。失業金按照繳費時間計發，貢獻多者標準高些，享受待遇時間長些。但實際上，在中國上千萬的失業者中，得到失業救濟的微乎其微……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民眾享受的公共福利少得可憐。為什么？從邏輯上分析，原因很簡單，就是在中國，稅收的大部分都被政府部門自己花掉了。

　　體制根源：權利和義務不對等

　　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稅收快速增長，平均速度在20%左右，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也超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與此同時，政府的公共服務，尤其是能讓民眾直接感受的、直接關系到民眾生計的公共服務卻在減少。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而公共品供應卻相對減少，意味著中國的凈稅很高。這種情況的根源依然是國家稅收體制。

　　中國，現行憲法關于稅的唯一規定是第五十六條：“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納稅僅僅是一種義務，是由國家施加給民眾的義務。至于征哪些稅、向誰征、征多少、怎樣征，民眾根本無權過問。

　　在政制安排上，并沒有一個具有充分資格的機構來代表民眾控制稅。全國人大本身并不是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議機構。相對于行政部門，人大與民眾的距離更近一些。但是，即便是人大這樣的機構，也未被授予在稅的問題上的排他性權力。憲法上并無如此規定。現實中，中國現有20多個稅種，但由全國人大立法制定的稅種法只有兩個：《個人所得稅法》和《外國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在程序法方面就有一部《稅收征管法》。除此之外，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等都是通過國務院制定的條例生效的。

　　類似地，在預算問題上，憲法及預算法并未明確規定，包括全國人大在內的各級人大享有發起權。到現實中，預算的編制由行政部門全程控制，各級人大只有審議和批準的權力。在審議過程中，人大及其常委會對于行政部門提出的預算草案沒有修正權。更不要說，還有大量收入，根本就不進預算，而由行政部門任意支配。這樣，預算就根本起不到約束行政部門的作用。

　　可以說，目前中國的稅收種類和標準，除了少數經過了人大的表決程序以外，其余幾乎全都是由行政部門自行制定。即使是經過人大表決的稅收，其實也不能反映納稅人的真實意志。也就是說，中國現行的稅制，是由征稅一方，也就是政府單方面決定的。納稅人的意志在現行稅制中并無系統、正規的體現。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稅收增長正成為經濟健康發展的巨大障礙。沉重的稅負，意味著政府開支的膨脹，特權利益的固化；創業成本的增加，創新動力的消退；就業機會的減少，公眾福利的流失。

　　本文根據傳知行經濟研究所《2008年中國稅權手冊》摘編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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