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韓幣貶值、生意不景氣的影響，很多隨家長來到上海讀書的韓國學生或轉學，或踏上歸途。

　　文｜CBN 記者 邱珈 實習記者 廖蘭心

　　每周五韓真明都會開車到位于長樂路的學校住宿部去接女兒。志慧現在念初三，剛轉學到這里沒多久。住宿生活對她來說很新鮮，跟著一個幾乎全是本地學生的班級上課也是她以前從沒有過的體驗—她得和中國學生坐在同一個教室，用同樣的教材，聽同一位老師分析同一道題目。

　　“這對她來說是個挑戰，但也正是我讓她離開之前那個學校的原因之一，”韓真明說，“她很快就會知道轉學是對的。”

　　11年前，韓真明剛從韓國來到中國時，就把住處定在古北。如今她和她的孩子已經是這個地區的資深居民了。她們居住的古北地區是上海的外國人聚居地之一，和閔行區的龍柏一樣，聚集了很多韓國人。在這些地方，為韓國人服務的配套設施已經相當完善，甚至路邊的標牌都有很多是用韓文寫的。韓國人可以從古北家樂福、城市超市和韓國超市買到吃得慣的食物，也可以在吳中路金匯路一帶找到友利等韓國銀行，還可以很方便地到達上海最紅火的幾家韓國料理店。

　　韓真明把家安在古北，而公司則選址于龍柏的吳中路。她剛開公司的時候，上海還不允許外國人開貿易公司，于是她就選擇了做投資咨詢。2003年和2004年時，公司發展得很快。當時對外商的優惠政策很多，一批又一批的韓國人跑到上海來做生意，咨詢公司的生意自然也火。

　　生活在古北，工作在龍柏，韓真明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韓國人聚集地度過。但是她的漢語說得特別流利，還帶一點臺灣腔—她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被家里送去那里上學了。在擁有自己的公司之前，她一直在臺灣人的公司里工作，大部分時候說的都是漢語。“我父母在很早以前就覺得中國有很大的市場，所以一定要我學會中文，方便將來做生意。”

　　現在，有更多的韓國人到北京和上海等地求學。到2008年，在經濟危機到來之前，在上海的韓國留學生數量達到了8000人，其中有很多學生是像當年的韓真明那樣，被父母送來學中文的。

　　“去年韓幣跌得太厲害，家境一般的韓國家庭就供不起孩子在國外的學費和生活費了，只好讓孩子回到自己身邊，”韓真明在韓國的朋友圈里就有這樣的現象，“但如果小孩已經在念初三、高三了，那就咬緊牙關讓他們把這個階段念完。”

　　韓真明的女兒志慧前段時間就剛剛目睹過一批同學集體“消失”。

　　她之前所在的學校國際部規模不算大，主要面向韓國學生。學費之前剛剛漲過，從每學期人民幣2.5萬元漲到了3.7萬元，這讓那些本來就因為韓幣貶值、生意不景氣而捉襟見肘的家長更加無法承受了。于是，就在農歷新年之前的那幾個月里，很多韓國學生離開了學校。他們的家長既有被大公司派來上海工作、現在又被召回的，也有自己做生意的。還有少數幾個孩子有其他的原因：學校剩下的學生太少了，學習氣氛變得有點怪，他們選擇了轉學去其他國際學校。

　　“志慧的許多同學都離開了。”用韓真明的話來說，“上海的韓國小孩大概有一半都回國了”。

　　在志慧轉學之后，那個學校的國際部只剩下了3個韓國學生。

　　韓真明在為女兒選新學校時，沒有考慮那些規模比較大的學校。其實，在那樣的學校，志慧能和來自不同國家的孩子一起上課，而且由于將來選擇大學時享有優惠政策，所以國際班學生的學習壓力不大。但韓真明有更高的要求。“整天跟和自己一樣的外國人呆在一起，不會有太大的進步，”她說，“志慧得和本地孩子一樣學習，她需要壓力，需要競爭，她需要融入到中國人的環境里去。”

　　這個家庭并沒有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離開中國的打算。在母親的計劃中，女兒要在上海念高中、上大學，將來的事業規劃也多半會和這個國家有關系。“現在形勢不好，但以后總會好起來的。她現在要多學一些實在的東西，給以后打基礎。外面的世界不會像學校那樣寬松的。”

　　韓真明把志慧轉到了位于市中心的一家市重點中學的國際部，這家國際部主要面向日韓籍學生，也有幾個歐美的。雖然這家的規模比較小，但學校的招生辦主任用“可以插班”這一點打動了她。她不會強迫志慧將來選擇什么大學，也不會阻止孩子現在的愛好，重要的是，志慧需要學習中國人怎么處理人際關系、考慮事情時的思路是怎樣的—這些“關系學”上的實踐知識是無法從全都是外國孩子的環境里學到的，只有和中國學生一起學習、一起生活才能接觸到。

　　成了普通班的插班生后，志慧在學習上遇到了小小的挫折。在原先的學校時，她的成績很好，轉學時老師都很舍不得她。現在和上海本地學生在一起，就連原本最拿手的語文在班里也處于中等水平。

　　母親對此并不焦慮：“在這個班里學習，就算成績不怎么樣，也總比在太過輕松的環境里混個優等生頭銜好。學習壓力大是好事情。”

　　開學才沒多久，志慧就喜歡上了住宿生活，和同班同學也相處得很好。這讓韓真明感到很放心，因為這一切都正向她所期待的“融入中國人的圈子”的目標發展。

　　至于自己，韓真明跟韓國人圈子相處得更密切。初到上海時，是韓國友人推薦了古北的房子；開公司時，做的是韓國老鄉的生意；與朋友的公司之間也是互相幫襯，甚至大家都在同一棟樓里租辦公室。目前，她所在的辦公樓里并沒有太多人撤離，但在朋友聚會時，還是能發現有人不再出現。

　　韓真明一家的生活看起來和以往并沒太大的區別，周末的消遣也和以前一樣：去KTV唱唱韓語歌，或者去韓國料理店吃頓飯。

　　吳中路上的本家韓國料理和舒洛園是她最常去的餐館，朋友聚餐也總是安排在那兩家。作為上海最受歡迎的韓國餐館之一，“本家”現在生意也還是很好，周末晚上依然滿座。但如果你仔細觀察，還是會發現差別：以前，大多數客人是韓國人；現在，更多座位傳來的是上海話或普通話，總體看來，中國客人和韓國客人的比例相當。

　　中國客人并不會感到異樣，但對像韓真明這樣的韓國人來說，要體會到那幾分落寞，其實并不需要十分敏感。但她并不打算離開中國—至少在志慧大學畢業前不會。

　　“堅持一下，以后會好起來的。”她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韓真明、志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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