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一直以來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學家，但他憑借自己的敏銳，最早提出了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

　　吳曉波

　　費孝通先生如果活到今年，正好是99歲，今年也是他發表《江村經濟》70周年。

　　1939年，29歲的費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經濟》一書，日后它被奉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之作。其實沒有“江村”這么一個村莊，它的原型叫開弦弓村，在距離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蘇省吳江市震澤鎮。

　　這本書的誘因是一個青春悲劇。1935年秋天，燕京大學社會系學生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做瑤寨實地調查，在翻山越嶺中，王同惠為了救他不慎墜淵身亡。第二年開春，為了療傷，費孝通來到開弦弓村，在這里，他開始了一次細致的田野調查。3年后費孝通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它被看成是人類學中國學派的代表作，不過，它的經濟學意義從未被發現。因為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沒有一個國家嘗試在農村培植自己的工業基礎，因為這是反大工業的，是可笑的。

　　費孝通一直以來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學家，而他的觀點在經濟學界受到關注是從批判開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歸的開弦弓村做調研，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膽地設問說，“現在土地制度變了，每個農戶都擁有了土地，怎么還是缺糧食呢？”他的結論是“問題出在副業上”。費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輕時得出的那個結論，“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數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術”，“在經濟上打算，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著很多便宜。”這樣的觀點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在隨后的反右運動中, 費孝通被劃為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慘度日。

　　1978年，費孝通始得平反。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農村企業”成了日后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業開始復蘇，家庭副業的收入占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吳縣一帶，鄉鎮工業遍地開花。1983年底，費孝通寫出《小城鎮再探索》，認為“農民充分利用原有的農村生活設施，進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當前不失為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

　　1986年，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在一篇新聞報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出現了一種有別于蘇南模式的民間工業，他當即以76歲的高齡親赴溫州考察。正是在這次調查后，他提出了“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成長模式，都出自費孝通之觀察，斯人貢獻，以此為大。

　　費孝通長壽，逝于2005年，晚年名滿天下。我曾在1997年訪問過費老，面對后輩小生，他耐心以對，反復說的一句話正是，“農民和農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日后，每當談論農村問題，我總是不由自主地自問，“費老會怎么看這個問題呢？”最近這段時間，老是聽到工業品下鄉、大學生下鄉的新聞，我總覺得不是根本之道。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寫道，“由于家庭工業的衰落，農民只能在改進產品或放棄手工業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因此，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并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他說得多好，這段話應該重申一萬遍。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是走了費孝通指明的這條道路，一開始就是鄉鎮企業崛起的過程，是農民在鄉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區才剛剛萌芽。農村要振興，首先要振興農村的工業經濟。

　　遙想1936年的那個開春，當費孝通好奇地走進開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改良主義者，在他看來，“社會是多么靈巧的一個組織，哪里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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