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給面子、捧場到積極參與

　　——王石談參加SEE協會的體會

　　現在流行“及時行樂”這是沒有錯的，因為青春不常在，但是我還想說“及時行善”，因為生命也是不常在，不要在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遺憾自己該行善而沒有行善。

　　參加這個協會是從劉曉光那里得到消息的，當時就想，這個面子還是要給曉光，不就100萬嗎！于是參加了，但是一般說來面子都是只給一次的，參加一次以后就不一定有第二次了。后來了解到細則說，這100萬不是一次給，而是分十年十次給，而且如果在第二年你覺得不信任協會了，可以不給，沒有什么連帶責任。當然到了第二年，的確也有十多位會員離開。生態協會不會說，你承諾給100萬的，怎么才給10萬？也不會要你承擔法律責任。協會的這種組織形式本身就很巧妙、很新穎，這是我當時的一個感覺。

　　成立大會我去參加了，因為既然是給面子，當然應該去捧場，所以我就風塵仆仆地趕到沙漠去了，到沙漠的那天晚上開成立大會的籌備會，一下子讓我興奮起來了！我突然發現，平時很多會議也經常見面，但基本沒有什么交流，都是開會聽發言，會議完了就走了，大家認識十幾年了，基本沒有深談過。但是那天我們為了同一個目標，為了治理沙塵暴，大家在一起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一直爭論到12點鐘還沒有結果，曉光很著急，明天就要開成立大會了，而且內蒙古自治區的主席還要來捧場，我們還沒有結果，他當時非常著急，都想站起來質問這些不聽話的企業家，你們到底想干什么。但是我當時的感覺非常好，因為我突然發現，我們企業家坐到一起來，是為了同一個目標——關心大自然、關心環保，而不是關心自己的命運，關心自己的企業，沒有功利性，而且這也是我們企業家在進行一個自我民主教育的過程，這種感覺非常強烈，所以我當時就覺得我們這個協會太好了！

　　我們都知道臺灣企業在大陸的投資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許多著名的臺灣企業都在大陸有投資，但是我們大陸的企業家和臺灣的企業家都沒什么來往，至少我是沒有。但就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對臺灣的企業家抱有很大的尊敬，因為我發現，在八十多家參會的企業中臺灣企業占了二十家，按照在大陸的臺灣企業與大陸企業的比例來講，他們占的比例非常高，而且在過程中，他們非常積極，非常認真，我發現他們對關心生態、關心環保非常熟悉，他們的人數不是最多的，但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就在那個晚上改變了我對阿拉善協會的消極態度，從給面子、捧場到成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我這個變化過程可能楊平秘書長體會比較深，只要他打電話，協會的事情我都積極、盡量地去辦，成了一個積極分子，而且在這次香港年會上，得到了積極的回應，曉光會長委托我為新一年的輪值會長，這是對我的一種肯定，一個榮譽。

　　我還想談談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應該怎么體現。這次在香港開年會，對我觸動最大的是李樂詩博士，因為這次會議是把我和她作為對應的一對發言人，她是香港的探險家、旅行家和環保人士，一個走了七大洲的傳奇人士。我聽了她的發言，立刻發現我和她的兩個差別，一個小差別，一個大差別。小差別是什么呢？就是她開始探險活動是1985年，那時候我已經在深圳創業了，我的探險活動是在十年之后，1995年，我比她晚了十年，這是一個小差別。大差別是什么呢？李樂詩博士在1985年開始探險的時候，就把探險和關心環保結合起來了，她拍了很多照片，一方面記錄了大自然的美好，也記錄著大自然被破壞的慘痛，她通過這些照片的對比，宣傳了三級保護的概念，就是南極、北極和世界的第三極珠穆朗瑪峰的保護。我發現，我的探險就是個人個性的張揚，和關心社會、社會責任感沒有關系。要說把自己的探險活動和關心社會結合起來，那還是現在，也就是2004年4月我去北極的時候，在機場出發的時候，一位做環保的老教授——潘文石教授，風塵仆仆趕來帶給我一面旗幟，一面關于物種多樣性保護的旗幟，他希望我能把它帶到北極點，他還寫了一封信，他認為探險精神應該和關心大自然、關心環保是一致的，所以他認為我的探險活動應該是關心社會、關心大自然、關心物種多樣性的一種形象，受到他們的啟發，我非常感動，同時也非常慚愧，我之前的探險活動還真的只是一種個性的張揚，所以我決心今后的探險活動一定和關心社會、環境保護結合起來，今年最后一站就是12月份到南極，我就要發動一個“支持物種多樣性”的活動，我跟秘書長也商量好了，這個活動籌集到的錢也放到我們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用來支持物種多樣性。

　　第三點，還要說一下這個會議為什么要在深圳開呢？就是為了表明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中有一群活躍的我們深圳的企業家，目前參加了協會的我們深圳的企業家一共是三位，馬行長、我、還有世聯的董事長陳勁松先生，當然目前我發動了幾個朋友，他們都明確表示要參加，我希望這次我們深圳的企業家能發展到八到十位(除了我三個外)，我們也不希望太多，為什么呢？今天接受鳳凰的采訪時，他們問我現在會員還不多，打算怎么發展會員？我就說不是會員多少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把已有的資金有效地利用起來，如果單純地資金多了，可能還是災難，因為在中國，NGO組織開始做環保才剛剛開始嘗試，我們的錢從某個角度來說是不少的了，100個企業家每年給10萬，那么一年就有1000萬，如果不用好這個錢，那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可能就有很多會員因為不信任而退出，而且的確也有人退出。所以現在我們關鍵的是怎么把這些錢用好，用兩三年來證明我們做的很好、很透明、很有效率，這樣我們才好號召更多人加入，我們才能到國際上去募集更多的資金。所以，這次希望深圳企業家聯合會的夏會長能促成這個事情，能有十多位企業家加入，這樣我們就是僅次于北京企業家的第二大陣營。在這里我很想表達一下我們對云南企業家的尊重，據我了解，云南企業家會員是除北京外最多的，云南企業家中有一位鼓動力相當強的企業家武克鋼先生，我想這是云南企業家團體壯大的原因。為了協會的長遠發展，我想我們深圳能不能發起12到15個會員，雖然在協會發起的時候我們深圳的會員不多，但是我們要爭取成為阿拉善協會的第一個分會。

　　企業家的成熟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創業階段；第二個階段是企業管理階段，企業經驗能夠輸出；第三個階段是廣義地對社會負責任。我們深圳應該是最早富起來的一批，應該是最早渡過第一個階段，也應該是最早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的企業，我們深圳的企業在管理方面、盈利方面都走在前面，但是我們在關心社會、參與社會公益方面卻走在了北京企業的后面，所以我非常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深圳的分會能夠成立起來。

　　最后我想說一點，有人說等我退休的時候，我要把錢都捐出來，成立一個基金會。但是我要說的是，現在流行“及時行樂”這是沒有錯的，因為青春不常在，但是我還想說“及時行善”，因為生命也是不常在，不要在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遺憾自己該行善而沒有行善。讓我們深圳的企業家在全國帶頭來積極地“及時行善”吧！

　　(此文為王石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2006年年會上的講話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