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業100多年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擁有能把儒家思想與西方文明很好結合起來的“自己的思想家”。這和中國企業界的歷史與現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最近，在不同場合聽到兩位學者對中國企業界現狀的評論，頗耐尋味。

　　一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他說：“無論是20世紀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最近幾十年崛起的一些國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都培養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而中國是唯一一個還沒有培養出這樣后來居上的大企業的國家。”

　　一位是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他問：“為什么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中國企業界一直沒有產生自己的思想家？”

　　在“中國奇跡”、“中國崛起”甚至“中國威脅論”成為全世界談資的背景下，這樣兩個問題的提出，對于中國企業界來說，確乎有如芒在背之痛。

　　“沒有能夠后來居上的大企業”，這樣一個尷尬的現實或許還可以用中國企業發展時間相對短暫去做某種解釋。但是，沒有產生“自己的思想家”就非常讓人擔憂了。綜觀那些有全球

競爭力的國際大公司，其競爭力最根本的體現無疑是在企業文化上，也就是企業的“靈魂”或者說“思想”上。缺少“靈魂”和“思想”的中國企業即便是有再多的時間，能不能在全球化競爭的舞臺上成為“后來居上的大企業”，答案或許還是一個未知數。

　　中國企業界也并非完全沒有“思想”，只是在改革開放的很長時間里一直被各種西方管理圣經所統治。西方大公司里成功的企業領袖的種種傳奇被中國企業界所頂禮膜拜，但很少有人去思考，他們的經驗能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現在中國一些企業所暴露的種種弊端，諸如“減員增效”帶來的社會問題；“MBO”帶來的瓜分國有資產問題，等等，都和我們企業界不假思索地吸收“先進”的西方管理理念有關。

　　現在舉國上下講自主創新，但絕大多數人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產品、技術、商業模式等外在方面，鮮有人從企業管理思想、模式上去探索，以為西方的先進管理思想已經很成熟了，拿來就可以了。殊不知，思想應該是有根基的，“沒有繼承的創新只能是盲目復制”，這樣產生的“思想”有如浮萍，經不起風吹雨打。

　　近100多年來，探尋中日兩國近代化差異是很多學者的永恒課題。一個基本的問號就是：為什么日本與中國幾乎同時開始近代化，但是早在100多年前就成為了工業化強國？為什么儒教資本主義是在日本誕生？而在儒家發源地的中國，儒家思想卻未能成為中國崛起的動力，至今經歷上百年的變遷，仍沒有產生強大生命力的跡象？這里面有一點很關鍵，日本在近代化起步的過程中，很好地把東方傳統思想和西方現代企業理論、技術結合在了一起，也就是100多年前日本儒教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提出的 “和魂洋才”。而澀澤榮一思考日本近代化之路的出發點就是如何發揚儒教的積極因素來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經濟與道德結合”、“公益與私利結合”的思想，被日本企業家奉為圣經。像日本企業界至今遵循的“集體主義精神”、“終身雇傭”就帶有很強烈的儒家

傳統文化的烙印，也成為日本企業走向全球的強大思想和組織支柱。日本企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這位“自己的思想家”。這與中國在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之間長期的反復搖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本期《國企》封面文章介紹的青島港董事局主席常德傳，把傳統忠孝思想運用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對西方管理理念進行批判性吸收，造就了青島港讓西方人也不得不欽佩的成功。他的實踐值得中國企業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