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張

　　受邀請參加這次會議，實在榮幸。不過，在復旦大學這樣一個經濟學和管理學都負盛名的勝地，以這樣的題目作講演，的確有“班門弄斧”的感覺。

　　中國的管理學走什么樣的路，怎樣走，到達什么樣的地方，我想這是許多同志關心的問題。今天要說的是我平常對這個問題的想法，說出來，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順便說，我用的是管理學(management)這個術語，沒有用管理科學(management science)，這是因為后者會有特殊的含義，而前者會概括的多。

　　一、經濟學與管理學的淵源和差別

　　經濟學和管理學有同一位祖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有同一部經典，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是通說，見之于各種管理學的論著(如：Stephen P. Robbin Management, 4th ed, 的中譯本《管理學》，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24-25)。過了一百二十多年，經濟學出了一位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甚至經濟學(Economics)這個名稱也是他賦予的。管理學出了一位泰羅(Taylor 1856-1915)，他在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的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開創了管理的科學研究。不是說，這兩位之前，就沒有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著作。而是說，這兩位才是使這兩門學科成為兩個不同體系的創造者。

　　在斯密那里不分家的認識和討論，從這兩位開始有了明確的分離。首先，研究對象的重點不同了。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管理學研究的是現場。市場是交換產品的場所，現場是創造產品的場所。這一狹義的解釋隨時代的進展逐漸廣義化，因為產品從實物擴展到甚至符號，所以市場和現場也都變得多樣化。總之，市場和現場是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工作者必須區分明白的基本概念。

　　其次，研究觀點不同了。經濟學的研究是抽象的，管理學的研究是具體的。因此，經濟學家在研究市場的時候，他可以不必到超市去，在研究企業時，不必到工廠去。但是，管理學家在研究現場的時候，他不到超市去，不到工廠去，是說不通的。

　　再者，研究方法也不同了。經濟學是演繹的，管理學是歸納的，因此，數學成了經濟學學家的喜用工具，而管理學家常用的是統計。在模型構造上，經濟學家偏愛人為的假設，管理學家多從現實的事實入手。在利用數據方面，經濟學家依靠由其它研究工作者或有關部門提供的現有資料，而管理學家往往要自己去收集或尋找。

　　更大更深刻的是，經濟學殖民主義的表現和管理學民族主義的傾向之間的差別。現代經濟學認為它的研究方法之特點，即從假設出發，經過邏輯演繹或證偽，導出與假設一致的結論，可以解釋一切社會現象，于是插手管理學的問題。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在管理學的一個重要領域——戰略管理。畢竟，對于管理學來說，經濟學是老大哥。不論是管理學向經濟學學習，或是經濟學幫助管理學，都是正常的。但至少在戰略管理的例子上，經濟學沒有獲得好評。原因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脫離實際的缺陷，同時又不情愿向管理學靠攏。(見：Richard P. Rumelt, Dan Schendel and David J. Teece :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1991),5-29)。這種以一己之長侵入他人領域，而又不帶來進步的做法，我稱之為經濟學殖民主義。

　　相反，管理學倒有民族主義的傾向。世稱，管理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管理學的研究自然不僅追求它的科學的一面，也要探索它那藝術的一面。藝術與文化有關，文化與傳統有關。當今跨國公司紛紛對其管理提出“本土化”的要求，正是這個問題的反映。上世紀80年代全球熱烈討論的“日本式管理”，(如：Ezra F. Vogel : Japan as No.1, 1979; Come-back, 1985, Simon & Shuster Co. , 后者的中譯本《戰后日美經濟發展回顧》，機械工業出版社，1988年)。近年來頻頻出現的強調“中國式管理”的著作(如：李雪峰：《中國管理學》，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都是在文化、藝術層面的發揮。

　　二、對中國管理的幾條建議

　　像上面說過的，管理學與經濟學有著很久的淵源，又有著匪淺的關系，但在性格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以這樣的認識為前提，我們來觀察一下管理學在中國的現狀，從而提出幾點改進的中國管理學行程。

　　1883年在美國由經濟學家Alfred S. Eichner 編寫的一本稱作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的書(見：中譯本《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綜合羅列其中的說法，美國經濟學的種種弊病：脫離現實、花哨的數學運作和無意義的結論、自我欣賞、學術壟斷、病態的職業意識、導致了部分美國經濟學家感到的經濟學危機。事過二十年，如今的美國經濟學界和經濟學家的情況，我不清楚。但借用書中對當時美國經濟學家行為的批評對照時下中國的管理學界，我覺得似乎仍可適用。現今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中存在的，已經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的“論文主義”(publish or perish)就是一個類似。

　　因此，中國管理學首先要腳踏實地，就是說，工作要落到中國的現實實際中來。中國管理的存在和發展全憑中國管理學能否真正研究、透徹認識和妥善解決中國的管理問題。這句話是“老生常談”，而且如果從“洋務運動”，“五四運動”算起已經超過百年(見：許康，勞漢生：《中國管理科學歷程》，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但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學部提出的，在“十一五”期間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發揮前瞻引領作用，突出中國實踐特色，推動實現自主創新”(見《管理科學“十一五”發展戰略與優先資助領域研究報告》，2006年)應該說是最近最新的說法。

　　在這一說法的指引下，我認為，中國管理學需要注意研究的有下列五個課題。

　　1、責任與誠信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誠以待人，信以處世”，這些中國人都熟知的諺語，它們代表的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改革、開發”以來，經濟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是始終圍繞這兩個詞提出政策和采取措施。然而，從貪贓收賄的腐敗到“假、冒、偽、劣”的橫行，屢禁不止，令人擔憂。(見：劉源張，誠信不足、認真不夠——談“齊二藥”假藥案與中國藥品質量管理，《科學時報》，2006年5月29日)組織和企業的責任和誠信到了中國管理學必須研究的時候。

　　這兩個問題一向是倫理學的專門研究，屬于道理范疇。從道德的內容和外延探討人們的行為規范，從而明確責任、義務、權利的原則(見：Richard T. De George : Business Ethics , 5ed , Prentice Hall , Inc.,1999,中譯本《經濟倫理學第五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現在，中國的管理學院一般在公共基礎課中開設“精神道德修養”一類的課程。但是，從管理學的觀點看，這還不夠。如何從企業的各項管理中保證責任的落實和誠信的樹立，是值得研究的。

　　說到這里，提一下聯合國于2002年發布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業績可持續性報告指南》。這是從1997年的倡議轉成2000年的建議，又經修改后發布的指南。目的是為了使社會群眾對公司的財務報告恢復信心，建議公司改善財務報告以包括更多的非財務信息。另外，2004年發布的《卓越績效準則》國家標準GB/T 19580也規定，企業的經營結果必須包括“組織的治理和社會責任結果”。這顯然是針對聯合國號召的響應。

　　無論是《指南》還是《標準》，只是對責任和誠信作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測量的項目。企業在它的組織、計劃與控制的管理過程中應有怎樣的考慮是中國管理學應該研究的。唯其具有價值觀的意義，所以才能有中國的管理學。歸根到底，這是一個企業文化建設的問題。

　　2、創新的管理

　　創新有三個方面，即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其中的每一個都有三個層次，即原始創新、集成創新、消化吸收再創新。無論是三個方面，或是三個層次，管理學與它們都有關系。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管理學自身的創新問題，還有一個是管理學如何對待企業是創新主體的問題，就是說創新的管理。中國管理學要注意的是創新的管理，這個問題解決好了，自然也就是一種管理的創新。

　　說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是因為企業既有創新所要的知識人才，又有知識人才賴以創新所需的基礎設施和價值生產流程。后兩者是企業的有形資產，前者則是企業的無形資產，而無形資產包括市場地位、名牌效應、顧客忠誠、供應商關系、政府部門的聯系、知識人才。其中，知識人才特別稱為智力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是所有有形無形資產中最有價值的資本。看一下這個例子，工業時代象征的通用汽車公司擁有巨大的傳統意義上的有形資產，在1996年的市場資產估值約為400億美元，而信息時代象征的微軟公司的有形資產不過是位于西雅圖的總部大樓，但同年它的市場資產估值卻是700億美元。由此可見智力資本的力量。

　　我們再來看，智力資本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企業的各種資源，包括有形和無形的資產，當中哪種資源能夠帶來可持續的競爭優勢。美國學者提出四條判別準則：為顧客創造價值的能力、競爭中的品種優勢、仿效能力、替代能力。能夠通過這一資質試驗的只有知識代表的智力資本(見：Barney J.: “Types of Competition and the Theory of Strategy: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1, No.4, 791-800, 1991)。另一種觀點是核心競爭力的概念。按照三條要求標準：核心競爭力應能適應于不同的市場，核心競爭力能夠為顧客創造更大價值，核心競爭力應是競爭企業仿效的問題來判斷，結果依然是唯有智力資本才是核心競爭力(見：Gary Hamel and C. K. Prahalad: Computing for the Futur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 1994)。

　　知識僅僅掌握在員工個人頭腦中是變不成企業的智力資本。個人的知識、經驗變成集體的，并且以某種形式在企業內記錄、留存、傳承和提升、并得到獎勵，才能成為智力資本。企業員工在不同階層有不同水平的知識和經驗，分別組織起來在各階層有不同水平的知識和經驗，分別組織起來在各階層內和階層間開展交流是企業創新的基本。中國的企業普遍都有QC小組活動和其它形式的團隊活動，問題是沒有按照個人變集體的要求，形成企業的智力資本。做到了這一條，才有可能在企業內根據不同階層的智力資本從事原始創新、集成創新或吸收創新。從當前的情況看，中國企業應該集中不同階層間的智力資本專注集成創新，同時鼓勵工人階層進行消化創新，就像《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2006年1月26日)說的那樣，“鼓勵各行業廣泛開展群眾性的小發明、小革新”。

　　中國管理學應該研究如何在形成智力資本，開展創新活動上為企業提供理論和方法。

　　3、企業的測度

　　當局一直對國有企業的測度極度關心。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八大技術經濟指標到市場經濟的利潤或股票上市價格，經歷過如此大的變動。《卓越績效準則》對企業要求許多的測度。其中，用戶滿意度是時下在中國的企業普遍實行的，并且由國家質檢總局定為定期公布的測度數據。許多行業協會都對企業競爭力進行測評，并且據之發布企業排行榜。這項測評包括：人力素質、資產素質、快速反應能力、創新能力、贏利能力、規模水平、增長能力等指標。這些測度或測評的指標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指標的綜合和結果的分析，都有較大的主觀性，導致整個測度的隨意和模糊。再說，這些測度在企業內的信息反饋和對管理活動改進并不或很少很難產生作用。搞不好，就有可能像所謂的“通過ISO 9000 認證”那樣，企業只把它當作是一種廣告。

　　這里，我想起了“社會會計 social accounting”。這是充分運用在企業中普遍采用的復式薄記的原理，對各種經濟統計進行整理、綜合、分析，而記錄國民經濟當中生產與分配的活動，形成“國民收入計算”的一種方法。后來，聯合國續1953年提議的舊“國民收入計算體系(SNA)”在1968年提出新SNA。各個國家都依照這個計算體系報告自國的經濟運行狀況。為此作出最大貢獻的Richard N. Stone(1913-1991)于198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管理學能不能在中國結合中國的國情開發研究出一種“企業業績計算體系”，把企業的“人、財、物、產、供、銷；責、育、利”作一個整體的運行狀況的描述和分析。

　　時下，通過六西格瑪管理引進的“平衡記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我想，實際上是這個工作的嘗試(見：Kaplan, R. and D. Norton: The Balanced Scorecar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 , 1996)。它是從不同的方面，如基礎設施、顧客方面、財務方面、知識發展方面等等把企業數據以日或周計的期間統計得出的對企業業績的一種評價。國外的一些公司，從瑞典的保險公司Skandia到美國的HP公司等都在利用這個平衡記分卡對自己的智力資本的運行和成果作出定期的評價，以此出發，開發研究出中國企業的“業績計算體系”可能或是一條路子，至少是一種消化吸收創新。

　　4、常數的問題

　　1971年11月4日，瑞典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1898-1987)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作了一場有名的講演——“社會科學有多科學？”。說起來丟人，我是在1981年才讀到了這篇演講。他在演講中說，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特別物理科學，的差距在于社會科學不能產生像物理科學所有的常數，如光速，不同介質中的聲速。因此，在物理科學家眼里，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和預測性顯得有問題。實際上，經濟學從定性研究轉為定量研究，一直在提出常數的問題。

　　資本系數Capital Coefficient就是一個。這是一個資本的投入和GDP產出之比。美國經濟學家獲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 (1901-1985 )的研究提出的“資本系數不變”的定律，即為3。這個結果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工業國家中大體適合。似乎成了一個經濟學的常數。但是，后來發現在戰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家用ICOR(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計算的這個數字是在增大，在3-6之間。何況，又有研究指出，資本投入甚至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我們不太清楚其內容的“剩余項”可能是更大的因素。

　　再如，收入或物價的各種彈性系數是經常被用來進行經濟預測的數字，好像對待物理科學常數的一樣。我看，這些預測向來沒有準過。因為第一，模型假設的市場根本與現實相差甚遠；第二，市場信息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極不平衡。我們搞清楚的一點就是，經濟中的情況和反映這些情況的數據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變的。所以，經濟學尋找常數的企圖盡管仍在繼續，但是前途渺茫。

　　管理學的情況怎么樣呢？因為管理學是研究現場的，而現場中存在和使用許多技術因素，所以我認為獲得物理科學意義上的常數要容易些。譬如，質量管理學中的，也是各類管理標準，如GB/T19000-ISO9000的體系標準要求的工序能力指數，CP值。1.33的CP值就像力學中的馬赫數一樣，標志一種狀態的常數。當然，CP值也有一個假設，如正態分布。但是，這是可以通過試驗驗證的，我自己曾下過功夫帶領學生做過大量的試驗。我相信，只要深入現場，研究實際，在生產以及營銷的全過程中會發現一些有用的常數，這應該是中國管理學的一個努力方向。

　　5、標準化的參與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雖然沒有明文提及管理學，但是在第七章的“科技體改革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處處指出管理作用的地位。在第八章第四節“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和技術標準戰略”提出，“將形成技術標準作為國家科技計劃的重要目標。”這是《綱要》中唯一一處明確提出的與管理學有關的內容。

　　注意，這里的“技術標準”含有“管理標準”。“十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中的“重要技術標準研究”的統計表明，2004年管理標準占全部國家標準的2.26%，近500項，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管理體系標準。而且，最近公布了“十一.五”期間“全國節約資源

　　管理學的成果要得到社會、國家的承認和使用，不外乎兩者。一是提出能夠影響企業、社會和國家觀點和行為的管理思想；二是提出的理論和方法能夠通過標準化成為企業、社會和國家遵循的工作程序、模式和規范。中國管理學之成為中國管理學的途徑之一是，參與國家標準甚至國際標準的制定。無論是，思想上，理論上和方法上在國際接軌的幌子下，對外國的工作成果作些修修補補，是走不出中國管理學的路子。再說，中國管理學界以三十多年的吸收消化所積累的知識如不用于參與中國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