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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同樹
讀到卡夫卡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在2003年的春天，重讀卡夫卡的時候，真的出現了別林斯基說的“熟悉的陌生人”這種感覺。我以為，這才是真實的“卡夫卡”，他似乎從來就不讓親近他的人有過多的靠近，似乎從不想讓后人對他有過多的了解。他臨終前竭盡全力說出的最后一句話是：“艾麗，別靠我這么近，離遠些。”或許可說是怕妹妹艾麗被他身上可
怕的病毒傳染，我寧愿理解為是他對這個世間最后的拒絕。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他去世前給每一個朋友寫信，要他們焚毀他寫的所有信件和手稿；而他，親手把留在身邊的日記、書信、手稿等統統付之一炬——有學者說是不想讓不成熟的作品流傳下來，而我傾向于是他想通過這個無能而又絕決的方式和世界做一個了斷。感謝他最忠誠的，又是最終“背叛”了他的遺愿的朋友馬克斯·布羅德，整理出版了我們所能見到的唯一的《卡夫卡傳》，薄薄的一本，正是卡夫卡短暫的一生。
1924年6月3日，憂郁、消瘦的卡夫卡，死在春天和夏天的交界處，他短暫的生命，恰似一根橫臥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鐵軌，局部明亮而整體灰暗。明亮的是他逐步被人們發現的偉大作品、超前意識，灰暗的是他飽經風霜的單薄的身體。顯然，他和那個時代是那么格格不入，只有他軀體內不可降服的病魔殘忍地帶走了他。
卡夫卡的作品，呈現如下特征：荒誕、恐懼、非理性。這正和我去年讀他的《城堡》、《變形記》、《審判》、《地洞》等名篇時的心境是暗合的，又恰與當時的社會大環境驚人地相似。2003年春天，是“非典”肆虐的春天，了無生氣的春天，幾乎每個中國人心靈上都有“非典”的陰影，許多地方出現了謠言，許多人瘋狂地去搶購“醋”、“板藍根”、“抗病毒口服液”以及其他一些藥品，全國人心惶惶，戴著口罩，防著周圍的一切人，頗有大難臨頭之慮——荒誕、恐懼、非理性，展露無遺。而在我們學校，封鎖、隔離、檢查、消毒等等，對“SARS”嚴陣以待。除了一些特殊的約束外，還是如常地生活和學習。
我正是在彌漫著消毒水藥味的圖書館讀著卡夫卡的。同時，我臆想著那些注射進他身體的嗎啡的氣味，想象他的咳嗽，回蕩在駭人的寂靜里。那時候，他的肺結核也是難于治愈的，同樣會咳嗽、發燒，會讓別人遠遠地躲避。我覺得卡夫卡和我面對的是同一種威脅，只不過這之間相隔了80年。但是，卡夫卡是鎮定的，他在一篇日記中寫道：“疾病和絕望同樣絲毫改變不了我什么！”
堅強的卡夫卡，其實是虛弱的，不單是他擁有比常人多得多的不幸，而且在于他天生就是一個“先知式”的作家，他那灰綠色的眼球或許從親身經歷的世界大戰中看到了某種征兆，這不單是只為自己的猶太民族擔憂，所以他才會那么深刻地寫出“恐懼”。病歪歪的他對于春季，仿佛是另外一個方向的季節；勤于思考的他對于人類，則像那個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他在《夢》這篇小說里寫過這樣的句子：“K(編者注：‘K’是小說的主人翁)感到被一股輕飄的氣流從背后一推，便一下墜進了那個墓穴。在下面，他的腦袋還豎立在頸脖上呢，便很快被這無底地深淵吞沒了，而在上面，石碑上已經很快地寫上了他那遒勁而秀麗的名字。”人類的掘墓者會不會是人自身？那在墓碑上寫下名字的又會是誰？
這個春天，在一間書店里偶然看到一本書《春天沒有卡夫卡》，觸摸到書脊的手指與心靈都不禁一陣顫抖。把書抽出來，又輕輕地插回去，我沒有閱讀的沖動。在卡夫卡說的“最美好的春季”，我希望有“他”，希望有人帶著一種感傷恐懼的心境去讀一讀“卡夫卡”，盡管他希望你們忘記他，在春天里沒有他。我曾想，在讀“卡夫卡”的時候，設置一種怎樣的背景音樂呢。起先我想到馬勒的琴曲，后來又想到拉赫瑪尼諾夫、瞎子阿炳，雖然有相通的東西，最后都被我一一推翻了。閱讀“卡夫卡”還是需要靜，心靈的“平靜”，冷雨敲窗的“動靜”，靜得可以聽到心跳的回聲。
我也在想，1924年的春天，最后一個擁有卡夫卡的春天，會是什么樣子？那時候，人們正在大戰的廢墟上清理和重建，春風照樣吹綠了柳樹吹紅了桃花，河流照樣泛起歡快的漣漪。對嗎啡無限依賴的卡夫卡又“開始了對嗎啡的‘斗爭’”，那是一個多么矛盾而痛苦的春天，生命“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春天，可憐的卡夫卡，幾乎說不出話，他在紙上寫道：多么想“冒險地喝上一口水”。最后的渴望，真是因“渴”而起，僅是一口白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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