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師如是說

　　王強

　　關于低收入者住宅的事宜，現在巳被媒體和社會各界人士炒作得沸沸揚揚，地產兩位大哥大已然發話，也基本已經定好了兩性(當然不是一男一女)，一是“政府主導”說，另是“地產商責任”說。于是大伙基本上沿著這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條大道繼續奮勇爭吵下去。

　　地產報向我約稿，說想聽聽建筑師的觀點。這其實是一個很古怪的做法。不錯，我曾經是一個建筑師，但我現在是一個曾經有建筑師背景的房地產商。所以向我約稿，我分析只能有兩種原因，一是真正的建筑師不敢講，二是建筑師也沒什么東西可講。

　　第一種情況不可能出現，因為在任何論壇峰會和各種年展上，都會飛揚著建筑師的身影，各種理論和思潮的推廣者，也非建筑師主體莫屬。所以，隨著建筑師地位的穩步提升，要說他們還有什么不敢講的事，那我是不敢茍同。

　　所以說，從建筑設計研究院的建筑師角度來講，更多原因是因為無話可講，研究二字，尤其對于低收入者住宅和城市問題的研究，早已不存在設計院很久了。

　　這是我自己的判斷，也到此為止，因為現在萬科已提出正在作此類研究，我們的建筑師只須按地產號令走便可，是不必動什么腦筋的，省事得很。

　　低收入者住宅的事情，是關聯很大的社會問題，而真要讓建筑師來發表意見，的確有點勉為其難。這一種城市層面的現象非單純設計所能左右。

　　如果非要從設計上提出建議和意見的話，其實只能回歸到關于城市更新和發展的規劃問題(這仍然不全屬于建筑學問題，是顯而易見的規劃范疇)。低收入者住宅開發，必須同時整合政府優惠政策和

　　低收入者的住宅開發問題的顯現，實際上是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在這幾年的快速發展才逐漸顯示出來的。以深圳為例，在城市平均

　　隨著去年北京和上海房價的快速彪升，已經使相當一部分的低收入本地居民和外來勞務人口已無法負擔市區內的房價而向郊區總價較低的區域轉移，極端例子是根本無法支付最低房價，而引起一系列城中村和地價租賃房屋盛行，同時帶來了居住環境的惡劣和社會治安問題。

　　這里面包含兩方面情況，一種是已在老市區有固定居所的原住民，另外一種是純粹的外來勞務人口。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法，一是如何進行城市舊城改造，另外一個才是經濟型住宅的開發問題。

　　從目前的舊城改造來講，更多發生的，實際上應叫做舊城摧毀和新城建設才對，從目前北京的四合院越來越少可見一斑。摧毀舊城，建造新城，從商業角度出發，是一種順理成章的事情。舊城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區最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地段，然而從城市角度來看，對于舊城的重建式開發，往往會摧毀一個城市的歷史，同時也使得城市人口架構的重組，在將原住民驅逐出中心區的同時，也對城市原有文化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歐洲城市之所以能夠長時間保持人文特質，其對于原有建筑的保護和維護機制的完善，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此提出對于很多城中村的改造，不僅僅只有一個炸掉重建的解決方法，政府，開發商和社會都有責任和義務找尋出基于對城市負責的，具有合理性和經濟可操作性的解決辦法。

　　另外就是第二個問題，對于真正的外來勞務人口的低收入購房問題。

　　在此之前，曾經Google過答案，其中有一個論點是舉出美國在戰后的解決方案。在此說明，美國和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土地資源上無法同日而語。所以美國的開發模式在中國基本上是無法實現的。

　　商業地產的趨利性無法避免，即使是萬科能夠開發研究低收入住宅，也一定是在商業利潤達到保證的情況下進行，真正的慈善地產是不存在的，所以，任志強的言論也不無道理。解決這種社會問題，同樣，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和傾向性政策，也是基本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從國際上的案例分析，城市的發展，一定是將低收入者向城市邊緣驅趕，即使美國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其結果是城市空心化，嚴重點是城市被廢棄掉。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結果。城市空心化所帶來的就業，居住的“鐘擺效應”和社會問題，美國到現在依然沒有能夠解決，之所以應運而生新都市主義，就是要解決遠郊住宅的居住和配套。這種思路也只能解決一個區域的生活問題，對于本質的城市配套和低收入住房依然沒有實質影響。

　　因此，低收入住房問題，并不能簡單依靠政府，或者開發商，或者某種設計思想就能夠解決，而必須有一整套科學的城市開發模式和運營模式，加上適當的商業運營和操作，才能使整個城市得以健康有序的發展。從城市歷史角度，多疏導整治，少摧毀重建，少做點每天一個新城市的愚蠢做法，對于歷史，對于后代都是一個負責任的長久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