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將一家誕生“現代企業管理學”并孕育“現代管理之父”的百年企業逼上了死路？為什么勞資關系既成就了通用又將它推上絕境？誰，最應該捫心反思？

　　文 / 劉 戈

　　沉重的包袱

　　2008年12月11日，也許這一天會成為通用汽車這家百年老店歷史終結的標志。由于汽車工會不愿接受降低工資的要求，參議院否決了汽車業救援方案。通用曾經創造過的勞資雙方和諧的奇跡已徹底成為明日黃花。不論是高管還是普通工人，已不再愿意與自己服務過的企業共患難。

　　有人認為，通用走到今天這一步，原因既不是產品失敗，也不是管理不善，而僅僅是因為僵硬而昂貴的雇傭協議，是工會的力量讓通用背負了從在職員工到退休員工甚至家屬的近乎無限的責任包袱。按照自由市場經濟鼓吹者的觀點，是工會勢力把通用帶到今天的地步。

　　在通用，員工享受免費的醫療保險，包括退休員工。在通用，工人即使沒活可干，閑待著，也可以拿加班費。還是在通用，工人失業期間仍可領取95%的工資，而且可無限期“待業”。據統計，平均每輛通用汽車包含1500美元的員工醫療保險成本，而豐田汽車則只有97美元！

　　這一切來自于UAW——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長期的努力。作為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由于UAW的存在，通用汽車的熟練工人每小時工資達到73美元，而競爭對手豐田公司工人的時薪只有49美元。

　　盡管如此，如果就此得出工會勢力“逼死”了通用的結論，未免以偏概全。認真研究通用汽車的發展史，高福利和高勞動保障，善待普通員工，恰恰是通用當年走出大蕭條陰影，將美國汽車工業帶向強盛的法寶。

　　在大蕭條之后，通過工會的持續斗爭與羅斯福新政的雙重壓力，工人的福利待遇不斷提高，二戰后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以汽車業為代表的美國勞資關系進入了空前和諧的蜜月期。這30年是美國企業真正成為世界經濟主宰的30年，工資和福利待遇的提高帶來的不是成本上的包袱，而是員工工作主動性、創新性的激發。但到了1990年代，勞資關系開始持續性的惡化，勞資談判針鋒相對，長時間的對立導致企業“人心散了”，應該說從那個時候開始通用已經走在走向消亡的路上。

　　要提及一點的是，很多人舉通用的例子來質疑《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其實現在的中國和現在的美國根本沒有可比性，中國現在的勞資關系更像是大蕭條前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迅速發展，但工人根本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勞資關系對立嚴重，這個問題不解決，誕生世界級企業只能是空中樓閣。

　　真正的成本

　　位于美國密歇根州伊利湖邊的底特律是一個因為汽車而聞名天下的城市。從底特律到首都華盛頓，距離大約850公里，相當于從長春到北京的距離，開車需要一天的時間。12月3日上午，通用CEO瓦格納親自駕駛一輛雪佛蘭混合動力車前往華盛頓。這一切并非為了給通用產品做廣告，而是為了以一種更謙卑的姿態向國會求援。

　　兩周前，當瓦格納第一次去華盛頓求援時，他乘坐的是私人飛機，當時立即被媒體諷刺為“從豪華飛機上走下的乞丐”。在國會，瓦格納和福特汽車、克萊斯勒公司的CEO一起受到了一位議員不留情面的羞辱。議員問：“你們中間誰是坐民航客機來這里的？”沒有人舉手。他又問：“你們中間的哪一位準備坐民航班機返回底特律？”還是沒有人舉手。憤怒的議員高聲對書記員喊道：“記下來，沒有人舉手。”

　　我們把時間調到1940年代，“管理學之父”杜拉克在他的《旁觀者》一書中記錄了當時的通用總裁斯隆的出行片段。從1923年斯隆在通用老板的位上二十多年，奠定了通用在世界汽車業的地位：“因為總是在通用的兩個總部也就是紐約和底特律之間奔波，其他高級主管都建議他租下一節個人專用的車廂，但是，每次乘坐兩地間的火車時，他總是買小包廂的票，他說，只要有一張床就夠了。有一次，我為通用出差，公司里的人為我定了臥鋪的下鋪。上了車，我發現70高齡又有關節炎的斯隆正在吃力地往上鋪爬。他是最后一分鐘才買到票的，那時只剩下上鋪，我說和他換一下，他卻謝絕了。”那時，斯隆在底特律沒有私人公寓，也不住飯店，總是在通用總部的樓頂找個小房間將就，吃飯也總是在公司的自助餐廳。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戰后的通用已經處于最輝煌的階段。在企業最輝煌時老斯隆費勁爬上火車上鋪的身影，和企業最窘迫時瓦格納走下私人飛機舷梯的瀟灑，形成了鮮明對比。時代變了，企業領袖當然有權力享用更便捷和舒適的交通工具。但我看到的這兩個場景的背后，是企業家精神在幾十年間的流變。

　　精神的死亡

　　我還想講講時任通用雪弗蘭總經理德雷斯塔特的故事。二戰期間，通用接了不少武器的訂單。由于勞動力缺乏，德雷斯塔特力排眾議雇傭了2000個年老色衰的黑人妓女。為了培訓這些目不識丁的妓女，德雷斯塔特親自上手制作零件，讓人用電影膠片拍下來，給她們放映。面對同事們不堪入耳的閑言碎語，德雷斯塔特說：“這些女人是我的同事，也是與你共事的人。她們表現優良而且尊重自己的工作。不管她們過去如何，現在他們在通用工作，有權和我們一樣獲得尊重。”當二戰結束，那些女人們不得不離開通用的時候，德雷斯塔特盡力斡旋以留下盡可能多的人。他說：“有生以來，這些可憐的女人們第一次獲得了合理的報酬，有了不錯的工作環境，她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找到尊嚴，學會自愛。我們有責任拯救她們，免于再遭受排斥、鄙視的命運。”

　　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可以講出這樣的故事。

　　走過一百年的通用，不但得了大企業病，而且企業精神已死，它不再是一家管理者和普通員工團結在共同愿景下的偉大企業，沒有人再為它的未來殫精竭慮。

　　在一百年的時間里，美國汽車工業孕育了現代管理科學，讓企業管理成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它推翻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傳統認識，勞資雙方通過談判催生的福利制度讓數百萬藍領工人成為體面的中產階級。它開創了一個時代：人力除了是成本，更可以是價值；工作除了意味著薪水，更意味著尊嚴。它也誤入一個時代：臃腫而遲鈍，承擔了過多的責任，卻不再讓人享受工作的榮譽和快樂，更無法凝聚人心和責任。也許，它的死亡將喚醒一個新的時代：人和公司究竟該是怎樣的關系？這不僅是員工，更是領袖們該思考的問題。管理

　　(本文作者系中國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對話》欄目主編,“2006CCTV年度雇主調查”總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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