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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企業多種用工制度”、“干同樣工作不能享受同樣待遇”……我國部分國有企事業單位中“一企多制”現象愈演愈烈，成為今年兩會期間人們熱議的話題之一。
工資＋福利待遇＋晉升機會勞務工與正式工的差距為1∶X
大學畢業后，馬艷和孫麗同時進入重慶一家通訊公司從事營銷工作，由于孫麗是與
主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而馬艷是與主公司下屬的一個三產企業簽訂的用工合同，所以孫麗擁有了公司正式員工的身份，而馬艷只能算一名勞務工。
一進公司，孫麗的基本工資就是每月2000元，而馬艷只能拿到1200元。到發年終獎金的時候，工作業績更好的馬艷只象征性地領到千把塊錢，而公司卻發給孫麗1萬多元。不僅如此，孫麗還能享受各種很高的福利待遇，每年還有1萬多元的房屋補貼，而這一切，對馬艷而言都沒份兒。工作4年后，孫麗晉升到“主管”職位，而馬艷業績比孫麗更為突出，工作5年后才享受“主辦”待遇。
“如果把工資、福利待遇、晉升機會全算上，勞務工與正式工收益之間的差距為1∶X，且這個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在氣憤之余，馬艷更多的卻是無奈。
社會公平為重根治“一企多制”需完善法規
據記者了解，“一企多制”現象在一些金融、通訊、媒體等效益較好的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比較普遍。對此，重慶市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蒲奇軍認為，國企改革步入“深水區”后，“一企多制”成為深化改革所不可回避的問題，它的棄與留背后折射出的是講究社會公平還是強調效率優先這一社會發展規則的選擇。
全國人大代表劉文認為，與以往相比，新的五年規劃將更加強調社會公平與和諧發展，注重在遏制收入分配結果差距過大的同時，注重收入分配秩序的規范，講究機會和起點的均等化和公正化。因此，國家應加大對現行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完善和制定的力度，從根本上解決“一企多制”現象帶來的社會不公。
韓德云代表還提出，“一企多制”現象的產生、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不規范用工行為的監控和教育、查處等后續手段不能及時跟進。他建議，在“強資本、弱勞動”的現狀下，特別需要人大、勞動保障部門及工會等組織，加大對企業勞動合同訂立、勞動報酬、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進行執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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