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寅貴

　　從產生剩余價值的那一天開始，公平就擺在了人們面前。今天，公平、效率，已經成為和諧社會兩大價值觀的平衡問題。

　　編者按：鑿出來的“公平”！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發生“轉型”巨變；80年代末，中國人開始膨脹“暴富”的夢想；90年代末，中國社會已經冒出了一批批“富豪”。他們光怪陸離的身影，有的走上了通往民族企業家的紅地毯；有的則如行云流水，銷聲匿跡；甚至有的聲名狼藉。

　　而在2000年以后，全社會已經不厭其煩地反思起來：究竟怎樣看待“富人”？

　　孫寅貴，百龍集團的董事長，如今已然是一位“富人”。但無論他當年如何攜“百龍礦泉壺”在媒體掀起波瀾，卻似乎從未做過發紫的“紅人”，反倒獲譽商界“怪才”。其實，他是敢于把自己致富的艱辛、出軌、失敗和成就都和盤托出的極少數人之一。

　　多年前，一本《總裁的檢討》讓商界振聾發聵；今天，孫寅貴又用自己行走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積累起來的切身經歷鑿巴出一部十余萬字的新書《公平？》，奉獻給讀者。

　　這部書出現在我們這個時代，不是偶然。人類從產生剩余價值的那一天開始，公平就擺在了人們面前。今天，公平與效率，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學領域探討的課題，而是和諧社會兩大價值觀的平衡問題。有人如此評價這部書：“它是在靈與肉的煎熬中，感悟了社會、人生并升華到理性的思考。它抽象、總結出了生命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公平定律’和人類文明發展必由之路的‘混血理論’。”

　　在孫寅貴身上，有著機靈、果敢的率性，也有詼諧、自嘲的本領；有吝嗇、耍橫的脾氣，更有率真、誠懇和善于思索的秉賦。亦正亦邪，才使他在社會的熔爐中游刃有余，但也代價沉重。孫寅貴在做企業的實踐中思索出來的公平理念，很有普遍意義。而實現公平的途徑，他認為：只能在符合人類生存發展的方式中找到。

　　《中外管理》本期摘取書稿一二點滴，趕在付梓前獨家先為刊發，以餮讀者。

　　王 纓

　　鋪就公平就是幫助富人自己

　　“唉……現在中國的有錢人其實挺慘的。”我想，也許是中國目前大多數有錢人，還沒有學會怎樣做富人。

　　富人，不等于貴族

　　“唉……現在中國的有錢人其實挺慘的。”這句話我已聽很多人感言過了。為什么？我想，也許是中國目前大多數有錢人，還沒有學會怎樣做富人。

　　西方有一句話：一時可制造一個富翁，幾十年培養不出一個貴族。

　　目前中國有許多人的確通過勤勞智慧，成了名副其實的富翁，并形成了一個群體。但是這個群體中的絕大多數，自以為自己就是中國的貴族，就應該像西方的貴族一樣受人尊重。其實，這群人離貴族還有不小的一段距離。他們在物質上可能算得上富有，但在思想和精神上仍是窮人。他們不僅缺乏應有的修養，而且還擺闊斗富，缺少同情心、缺少社會責任感，更有甚者竟會仗財欺人。他們給社會留下了為富不仁的惡劣形象，這不僅悲哀，而且可怕。一句話，這個群體還沒有學會做富人，哪就談得上貴族了呢？！

　　莫用財富挑釁社會

　　前不久有報道，山西一礦主富豪一次買了十五輛“悍馬”吉普，給家族凡滿20歲以上的男士每位一輛。在全國煤礦事故頻發、礦工親屬淚流不止的現實狀態下摻雜著這樣的“音符”，這不只是不協調，簡直是在種植仇恨。而就在同時，美國傳來了“股神”巴菲特將自己價值370億美元的股票，捐給了蓋茨慈善基金會的消息。

　　今天你的確很有錢，而且是辛苦、合法掙來的稅后收入，誰也無權干涉你的揮霍。但你千萬別忘了你也是利用了社會現有資源才有今天的。你也許并未阻礙他人利用這一資源，但你一定在此之前相比他人取得了利用這一資源的優勢，這已經不公平了。此時如果你不但不把這錢撒出去一些，平抑可能失衡的社會心理，反而用財富挑釁社會，自然就會種下仇恨的種子，就可能離死不遠了。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富人集團都在自覺地用高額的納稅、大筆的慈善捐獻、平和收斂的生活，營造一個盡可能公平的社會氛圍。

　　我們還沒有公平的氛圍

　　今天的西方稅制，是政府有效平抑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許多公共資源因非公平利用所產生的積怨，再由稅收帶來的福利和社會所得的合理再分配形成平衡。因此，西方人不僅對納稅很自覺而且很自豪，而對于不納稅的人，則給予痛惡和鄙夷。那是喪失公平！

　　在中國，誠實納稅被指為傻X。對偷稅沒有羞恥感，就是有人被逮住了，往往還會報以同情，為什么？因為太普遍了，若不小心，逮的就是自己。曉慶大姐，如果她也像一些好萊塢明星一樣，對社會有那么多的慈善貢獻，她就不會為出租房屋沒繳納那幾萬元的稅而在監獄呆上400多天，弄得自己狼狽不堪了。這種事在西方不但得不到同情，而且會遭唾棄。但在中國，大家卻同情她“就因為這點錢被關進去那么多天，多可憐”。

　　目前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營造出公平的氛圍。能作假就作假，這也許是我們社會教育的失敗、宣傳的失敗，可能最根本的失敗是公平觀念的缺失。而觀念的缺失往往起因于制度的失衡。也就是說，曉慶大姐同時也是欠公平或欠完善制度的犧牲者。說句公道話，她的400多天應該留給社會一些反思。

　　社會最初不接受“新富”

　　這種失敗也構成今天中國富豪們的內心恐懼。據說重慶一家防彈車改裝廠訂單多得應接不暇。這些在西方屬于政治要員的專屬座駕，卻成了中國富豪賴以安全的護身符。難道有了這種被動安全裝備，就真的安全了嗎？

　　1986年，我可能是第一批私人買轎車群體中的一分子。那時候，第一批進入中國家庭的私人汽車是由波蘭進口的菲亞特126P小車，兩門四座，當時是9300元一輛。這批車主，基本上是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的人。其中有的是社會閑雜人員，他們沒有好的家庭、教育和政治背景，甚至是釋放后的兩勞(勞教、勞改)人員。所以這批人的社會總體印象不好，統統被貶稱為“倒爺”，他們成為了現代中國第一批富裕的人。

　　不小心我也成為這一行列中的一員。我靠搞發明、搞專利富裕起來，但那時廣大老百姓對專利這個概念比較模糊。我當時住在東直門，那套房子是因為我的科技貢獻，有關部門作為獎勵給我的。我買的這輛菲亞特126P，真當寶貝似的，每天擦了又擦，洗了又洗。然而，幾乎每天早晨，車不是被吐痰，就是有被人踹的腳印。整個社會對這群新富不接受。

　　最嚴重的一次：中午我從樓上下來開車時，三四個小孩子站在車頂上玩，旁邊的老頭、老太太沒有任何人過問。當時我很難過，我想，我一定要改變這個局面。

　　“和諧”源自從我做起

　　開始，我買了養雞場用的那種鐵絲網，做了一個臨時車庫，這下小孩是進不去了。結果沒過兩天的一個早上去開車時，哇！四個轱轆就剩一個了，所謂的車庫也躺倒一邊。這只是一種被動保護，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咱得采取主動保護才是生路。

　　因為當時我所住的房子是剛完工的新房，附近建筑垃圾很多。我就選擇了一個禮拜天的早晨，穿得干干凈凈，找了把鐵鍬和一些勞動工具把垃圾鏟除和運走。我從早晨一直勞動到下午，來來回回進出的人都看到我在那里干活。漸漸大家都向我投來了一種敬佩的眼光。到了下午終于不斷有人開始跟我搭訕了：“你是不是就住11樓的？”“是啊！”“那個小紅車是你的？”“是啊！”有人就說：“我是協和醫院的，你要是有事就找我啊！”也有人特別客氣：“我是東直門安委會的，你要是扣了本、扣了車，找我啊！”

　　經過這件事，我一下子就和整個鄰里關系和諧了。當時我住的那棟樓里，我是第一個裝電話的。以前沒有人來我家打電話，但是自從這事以后，有人就不客氣了，敲門就說：“大哥，用一下你家電話。”我就覺得沒有了隔閡。我明白，他們心里也一定認為，這個人不是“兩勞人員”，是個好個體戶。

　　富人要尋求“主動安全”

　　這當然還不夠，還沒有改變人們對整個新富群體的印象，我充其量不過是他們眼中壞人里的好人。

　　有一天給了我一個機會。那天我車后正好擺了一輛很破的自行車，我于是掛著倒檔，一下把這輛自行車軋壞了。隨后我把這車放在電梯門口，拿一張大紙牌寫上“由于我不小心將該車軋壞，請車主去1106號找我，或打電話去我單位——北京亞都建筑設備制品研究所，孫寅貴，電話XXXXXX”。

　　告示牌在電梯門口擺了兩天，才有人來找我，全樓的人都知道了：哦，這個人不僅不是兩勞，也不是個體戶，而是個科技人員，難怪那么有錢呢。一下子對我印象就改變了，我由過去壞人中的好人變成一個根本的好人，獲得了尊重。我的車不再讓我提心吊膽，一旦有小孩靠近，就有老頭、老太太在旁邊招呼：“小心，別在那玩，別把孫叔叔的車弄壞了……”從此我的車真的“幸福”了。

　　這應該就叫“主動安全”。買個防彈車你就安全了？那是被動安全。你就是買輛坦克也總不能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吧！主動安全，就是要讓自己真正身處和諧社會的氛圍里。

　　富人的“安全”在回報社會

　　中國的富人群體雖難以有專門的組織，但相對構成簡單，他們以工商業主，金融、股市投資人和明星群體為主，起碼可以排除世襲繼承(即便有也很少)。那么中國現有的三大組織“工商聯合會”、“企業家協會”、“文學藝術聯合會”應拿出精力來宣傳、培訓如何做好富人，緩和社會矛盾，建立社會和諧，為其成員營造安全、幸福的生活氛圍，這才是真正的主動安全。

　　《鄧小平文選》的社會主義公平觀就提到過：通過輿論引導先富者回饋社會的自覺。鄧小平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他的全部思想在1985年3月7日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已經有明確表述：“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后，自愿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當然，決不能搞攤派，現在也不宜過多宣傳這樣的例子，但是應該鼓勵。”他認為，首先富裕起來的人有義務為社會公共事務做出貢獻。對此我理解：鋪就公平也是幫助自我。

　　沒有公平 企業就危險

　　一個組織最影響效率的是權力、義務、責任的分配，最大的管理煩惱還是對權力、義務、責任的執行監督。

　　一樁離婚案引發的思考

　　上世紀90年代，德國的一位億萬富翁和他妻子到法院辦離婚。由于公司無法分割，夫妻雙方又都不愿意和對方共同持有股份，最后，法庭判決男方支付女方5500萬馬克現金，公司歸屬男方。男方為籌措這筆現金，抵押了一切可以抵押的資產，求助了一切可以借貸的親友，最后導致企業走到破產的邊緣。這個案件在德國以至歐洲掀起軒然大波，全社會議論紛紛。

　　該案平分夫妻共同財產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男性們覺得男方承擔了比女性更多的社會奉獻和壓力，對婚姻和家庭做出了遠遠大于女性的貢獻，而僅僅分得了成果的一半。由此，越來越多的男人不愿登記結婚，同居就成了普遍現象。男性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變得越來越少，女性來自婚姻的保障也就同樣越來越少。而這樁離婚財產分割案則使多數女性認為：它回饋給社會的是登記結婚驟減，女人生育熱情大跌，出生率自然也就急速下降。因此，這一判決最大的輸家將是全社會的女性。

　　就在此時，“必勝客”抓住了商機，請這對分飛勞燕做了一則廣告：

　　男女分坐餐桌兩邊，服務生端來一只比薩餅放在正中間，舉起刀，量直了把比薩餅平均分成兩半。女的很快吃完屬于她的那一半，對男的說：“再給我一點吧。”

　　男的立刻用手護住自己的比薩：“你那一半已經拿走了。”

　　不管社會如何看待這樁離婚判決是否公平，恐怕最后只剩一個贏家，那就是必勝客了。有人指責必勝客，為賺錢在已經流血的社會婚姻狀態上，又深切了一刀。

　　而我們從本案則是否可以看出：公平，一個古老而簡單的話題，經常使全社會為它尷尬。

　　公平是效率的基礎

　　到底什么是公平？我個人認為：

　　公平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比較，是一種感覺，而且不是單純對物質的感受；

　　公平只能是多數人意志的體現，是相對的；

　　公平只可能在一定的范圍和區域內形成，同時，它也是有時效的；

　　公平是對事先約定的認可，公平是最有成效的管理。

　　公平是一種人與人或組織間的比較，是一個組織為其成員，相對其他組織成員，能獲得更多的財富和精神的感受，尤其要讓其成員免于匱乏。

　　無論概念怎樣，人類從產生剩余價值的那一天開始，公平就擺在了人們面前。

　　那么我們可以說，公平是效率的基礎，是社會和諧的保障。

　　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破除了意識形態里的封建性，允許當時違憲、違法、違黨章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分田到戶，允許當時在深圳大規模超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雇員超過八個就是資本主義的定義范疇辦企業。鄧小平用公平的精神使中國開始走出匱乏、走向現代。

　　“博弈”是尋找公平

　　社會的發展進步，其基礎在于公平。企業組織的良性運營，其基礎也在公平。交易公平、管理公平。無論社會或組織，制定公平自然就成為了人們合作的第一事務。

　　要想制定公平，首先要在思想上建立公平。納什，一個數學家，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納什均衡，重新構建“博弈論”，給人們提供了平衡組織內公平的思想基礎。

　　我再來說說自己的親身事例。百龍公司建立初期，做礦泉壺。我開的是夫妻店，我的前妻當會計，我當總經理。我一共才湊了60萬塊錢，而更大的資金量要靠借貸，這就要有公司擔保。我的公司雖然掛在百龍總公司名下，但總公司的董事長給我做擔保他有顧慮，因為不公平：信息不對稱，權力不對稱，利益也不對稱。當時我就小拭牛刀，博弈了一把。我找到董事長手下的紅人，辦公室主任，請他來當我的副總，分管財務，我每一張發票、每一筆開銷都要他簽字方可報賬。這樣，董事長放心了，很快就給我做了擔保。

　　后來有一次，我讓他在一個銀行的借款擔保書上簽字，他年紀大了，沒有眼鏡，就摸著問我簽哪？我說：“您要不要看看？別讓我把您賣了。”“算了，不看了，簽吧！”

　　其實這就是博弈，你在和他之間創造了一種公平，責任和權利是對等的，他就愿意做這個事情。一旦博弈雙方失衡，利益就流失了。我這個例子是要表明，失衡的結果，就會大量地消耗效率，失去成果。

　　將公平建立在制度上

　　而只有將公平建立在制度上，才是可信可依的普遍公平。

　　我的企業曾經為了調動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干部的管理積極性，采取了資本和勞動者分紅的方式：一年中的利潤有50%～60%是投資人的，剩下的分給勞動者。這種制度當時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但企業仍然存在不穩定因素而危及前途。我一個下屬企業的總經理，50多歲，可他連個能全面代理工作的副總人選都沒有。董事會讓他培養接班人。

　　開董事會的時候我就笑了：“培養什么呀？”他心里肯定想“有了接班人還不是把我踹走？那不行！”所以總公司培訓，這位總經理一般不派人來參加。實在要派，就派他的駕駛員來，說這就是人才。嚴重的是他還時常暴露出在開辟退路的跡象，這對企業是極為危險的。

　　問題出在哪兒？是制度上出了問題。他今天拿到幾十萬年薪，明天退休什么都沒有了，他不會對明天負責。

　　現在IT業較傳統行業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傳統產業看資本，誰有錢誰就能當老板，而IT業僅僅有錢是當不了老板的。所以就出現了新詞：“知本家”。“資本家”和“知本家”的合作會導致財富在一個組織內趨向均衡，百度、新浪等一批IT業一夜之間在一個公司里制造出無數的百萬富翁，他們的高速發展無一不是審時度勢，用一套公平的制度帶來的效果。

　　后來在百龍，企業與管理者會簽訂這樣一個合同：下屬各核算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在公司三年為一個任期，任滿三年就能在他所管理的企業里獲得一個為期三年的臨時股權，即使即刻離職，仍可分得后三年這個組織所取得的利潤。如果你滿兩個任期，六年，離職后你就擁有第一個三年的永久性股權和第二個三年的臨時股權。由此類推。

　　這樣，即便你辭職離開，你也會關心這個企業的價值和未來。那位總經理后來說：“老板，你再也別跟我提接班人的事了。我不為你，為我自己也得找接班人。我不能讓我的這筆財產今后沒有效率。”這就是公平的制度釋放出來的效率與成果。

　　制度有效，效率就在其中

　　一個組織最影響效率的是權力、義務、責任的分配，最大的管理煩惱還是對權力、義務、責任的執行監督。為了管理者的輕松有效，首先最值得做的是制定有效的制度。

　　為此，百龍建立了一系列有關權力、義務、責任的制度：《百龍“憲法”》、《百龍基本素質三十條》、《百龍管理者習慣二十七條》。百龍不是一個上市公司，形象一些描繪，百龍可以看成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組織。我把自己假設為國王，我也在制度約束下，我成不了獨裁者。制度由大家共同制定，是一種共同的認可。

　　我也常為這一“憲法”中的條款付出代價，如一起到餐館吃飯，就有明確的規定：“不準下級請上級，誰官大誰掏錢”；“對擁有消費簽準權力的人，不能為自己簽署報銷單據，也不能給他的司機簽署單據”等等。這就是剪子、錘子、布，一物降一物。由此我自然成了公司買單、請客最多的。我們甚至因為這類事情，把二級企業的一個副總開除了。

　　《百龍干部基本素質三十條》具有很強的操作性。《百龍習慣二十七條》就具有更細的操作規范和監督性。對此有人覺得荒唐，你管天管地還管我習慣干嘛呀？人沒有一個良好的習慣，他個人就不可能有好的命運。而一個組織的命運往往是由若干個人的命運綜合體現的，不管習慣顯然不行。

　　百龍對于很多最基本的習慣，到最根本的習慣都有規范的條款。如：用手勢配合情緒與他人交流；不允許用一個手指，指著對方說話，而應該略較曲伸出手掌，約45度向內傾斜，來反映自己的情緒。任何一個會議的最終決策者，不能在會議之前表示個人的傾向性意見；發言時一般應以現行座位，順時針、逆時針或任意選定開始的循環；可能影響形勢的人應該跳過去。最后以可能在這個事情上產生影響大小的秩序，由小到大發表意見，而決策者只能最后一個發表意見……

　　由于有這些規章制度的事先確立，管理者和所有者都感覺到安全，不必擔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風險。自己在這個組織里的去留命運，自己平時就可對照衡量出來。有些機會是探索出來的，有些分裂也是從探索產生的。當他沒有這種必要時，大家會一心一意朝著一個方向去奮斗，效率自然就在其中。

　　公平定律走“混血主義”道路

　　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宗教、民族，想以極純的形態存在很難，甚至不可能。

　　防范公平失衡的風險

　　由于公平是一種感受，對同一事物人們的感受差異是很大的。適當分配點精神食糧以實現人們的心理平衡，這也許就是政治委員的強大作用和意義吧。

　　我二級企業的一位總經理，讓我曾經一度很恐懼。由于他連續在所在城市被評為優秀企業家，很多獵頭公司就來挖他，甚至出巨額的年薪挖他。為此我專門去了一趟那個城市找他談：

　　“是不是有這事？”“是有這事。”

　　“為什么不跟我說啊？”“沒必要跟你說，因為我目前沒有這個打算。”

　　“你說沒這個打算，我就信？咱們得好好交流交流。你沒去，得告訴我為什么，也好讓我心里有數。”

　　于是他說：“今天離開百龍意味著要到一個新的地方重闖一片天地，這其實風險很大。說不定哪天就在那兒干不下去了。而我在這兒干了十幾年了，這是資本。”

　　他還說：“愿意拿這么多錢來挖我的不是個小企業。”是啊，全給你企業就別辦了。

　　“也不是個好企業”。對啊，好企業肯定有一套培養人才的流程，應該是有秩序的。

　　最后我還是撂下一句話：“你什么時候覺得不公平了，千萬別造成損失。不如咱們商量，把損失分了。”

　　他給我做了保證，如果哪天有這個想法的時候，讓我第一個知道。我就把手伸了過去！

　　這事深深告訴了我，得用公平為準繩的心態去交流、體察，防范未然，方能和諧穩定運行。反之，極易秩序大亂。

　　鋪就公平的價值

　　一個組織、一個社會是否穩定、和諧運行，如宇宙的萬有引力一樣也有它的規律。當各方狀態平衡時，自然會按照各自軌道運行，失衡了就必然混亂；混亂中又將逐步形成秩序，直至達成新的平衡，周而復始地運行下去。然而，一個組織從混亂到恢復秩序就意味著代價、損失。

　　依據牛頓定律，今天的科學已能準確計算出大到若干年后行星的運行軌道，小到分子內部原子的運行軌跡和方式。人類社會未來運行也應該有定律。要有，就應該是公平定律。

　　自然狀態下的物質想以極純的方式存在很困難。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宗教、民族，想以極純的形態存在也很難，甚至不可能。未來的規律，無論是意識形態、宗教還是民族，只要還存在，必需是混血的結果。也就是說未來社會最少的彎路就是按照“公平定律”、“混血主義”向前走去。

　　薩達姆最后一次當選總統，獲得了99.7%的贊成。可是美國大兵進入巴格達的時候，把他的銅像拉下來，多少人拖到街上踩，啐吐沫，這只說明他欺騙別人的同時，也連同自己一起欺騙了。

　　二次大戰，德國軍國主義給全世界帶來了痛苦，它曾經把整個德意志民族都團結在希特勒的周圍，擁有一個目標——奴役全世界。結果出問題了，目標沒有實現，反而家園變成一片廢墟。

　　蘇聯走到了破產、解體的地步。無疑都是破壞了公平造成的。

　　從這些歷史的足跡，我們會發現，他們無一不是破壞了當時維持社會穩定的公平定律。

　　隨著科學的進步，每時每刻都在拷問著我們每一位管理者，每一個掌權人，你的決定、決策符合公平定律嗎？你的成果是混血得來的嗎？

　　沒有公平難以找到財富的正確屬性。只有具有公平的操守才會讓財富、權利擁有者感到安全、輕松；只有具有公平的準繩才能幫助社會走上更成功的陽光大道，才會讓所有人真正生活在和諧、溫馨的環境中。只有社會和諧了，財富才可能讓人幸福。

　　而對于富人來說，做人的本領從慈善經歷中最容易學到。

　　責任編輯：王 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