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新的全球性力量正在顯現, 他們被稱為是“環境創新”革命的領導者, 人類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將構建于這股力量之上—他們的創造能力以及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拯救文明的創新成果的能力。他們將以全新的途徑、思想和技術徹底顛覆我們對產品、消費、財富以及發明創造等概念的理解。

　　文/ 安德魯·佐利

　　1970 年9 月13 日, 自由經濟的捍衛者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 在《紐約時代》雜志上的一篇評論中,直言不諱地為資本主義提出了辯護, 他寫道:“ 企業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社會責任,那就是從事旨在增加企業利潤的活動。” 他堅稱, 讓企業承付范疇更為廣大的責任, 簡直就是“ 純粹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

　　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場經濟宣言, 恰恰是對一場在公司會議室、商學院以及智囊機構間發生的論爭中某一陣營理念的概述, 這一陣營由一些公司領導者和企業精英構成。他們確信, 在自己的權限內, 創造財富已經就是對社會的巨大貢獻了( 更不用說資本主義的首要戒律了), 市場不應該將企業核心目的之外的責任強加給自己。與這個“純粹主義者” 形成對壘之勢的, 是認為公司對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調和兩個陣營的論爭, 很多大公司曾嘗試同時接受雙方的立場, 從而使緊張局勢稍有緩解, 這些公司采用的方式是通過創立公司基金和設置負責處理社會責任事務的“部門”, 以和那些利益驅動型的兄弟姐妹們“劃清界限”。

　　然而, 很多跡象表明, 一股全新的全球性力量正在顯現, 這股力量將重建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環境, 將擊潰弗里德曼式的理念和觀點。同時, 在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努力中,注入“貪欲是有益的”的理念。

　　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 只需看一眼令人沮喪的統計數字, 一切便都不言自明了, 人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可飲用水、礦物燃料、可耕種土地以及清潔的空氣— 都處在重壓之下: 到2030 年,每三個人中就有不止一人得不到足夠的飲用水。今天,水的短缺迫使很多國家從地下深處的蓄水層開采數百萬年前形成的所謂“ 礦物水”。印度的某些地區正以兩倍于回補的速度抽取地下水, 從而造成地下水位每年降低1 到3 米。但是, 對他們來說, 并沒有更多的選擇: 如果印度不再大量抽取地下水, 那么,農作物的產量便會減少25%, 進而造成糧食不能自給。沒人知道這種情形還能持續多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們在幾十年之內、而不是幾個世紀就能看到答案。

　　資源短缺同樣是企業界面臨的首要問題,根據國際環境與發展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的測算, 以現有的生產水平計算, 可供開采的銅礦只能維持28年,鉛礦只能支撐21年,銀礦只能滿足17年的需求,錫礦只能滿足37年的用量。當然, 我們自然能改進冶煉工藝,再循環利用,可以提高使用效率,此外,也可以找到這些金屬的替代材料,但是,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基本工業原料的供應所受到的壓力無疑會越來越大。比如最近,技術等級硅的短缺,就造成了太陽能電池行業和硅谷的極度恐慌。摩爾法則從來沒想到過, 沙子有一天會被我們用光。

　　更糟糕的是,令人不安的趨勢大都是相互關聯、自我累加的。不妨看一看人口增長和能源消耗的關系:過去50年來,全球能源的消耗已經增長了400%以上,遠遠超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不能彌合需求的缺口—如果你(或者你的鄰居)每一年都搬到需要更多照明的更大豪宅居住,那么,即使你用小型熒光燈來照明,能源消耗也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少。

　　如果將其推展到全球范圍,情勢會立刻引發我們的憂慮和不安。隨著中國和印度等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發展,它們希望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壯大中產階級隊伍的規模,因此,它們的能源需求并不是線性增長的, 而是會以幾何級數增加。中國希望讓至少2.5億人進入中產階級,并要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也就是說,全國的人均收入將會達到現在的5倍。與此同時,中國每年還在繼續消耗我們這個星球近三分之一的煤炭開采量, 以滿足每年的能源需求,從而使中國的城市成為全球污染最為嚴重的城市,并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

　　盡管我們的處境岌岌可危,不過,全球性的災難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劫數。走在行動遲緩的政府前面的是企業, 現在,它們已經清楚意識到了全人類面對的緊急情勢和危機,同時它們也意識到,如果消除這些危機則可能給自己帶來豐厚無比的獎賞。如果說人類還有未來,那么,人類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無疑將構建于這些公司和企業家的能力之上—創造能力以及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拯救文明的創新成果的能力。

　　因為有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作為歷史鏡鑒,“環境創新”革命的領導者將會以全新的途徑、全新的思想以及全新的技術徹底顛覆我們對產品、消費、財富以及發明創造等概念的理解,讓我們看看幾個即將上演的重頭戲吧。

　　1城市的解決方案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數量超過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情形。我們正在成為永久性的“城市物種”,可再生能源、水、貧困、健康、導致溫室效應的氣體排放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等錯縱復雜的懸疑難題,會受到市政當局越來越多的重視。

　　從本質上說,未來50年的城市化進程都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在這些國家,城市的基礎設施通常是陳舊的或者缺少基礎設施,即使已經有了,也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未來的14年,中國準備每年興建20個全新的大型城市, 而現存城市的人口每年將增加1300萬到1500萬。未來20年,將有近3億農民從農村遷入城市。

　　那些能為這一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司無疑將大發利市。在“高端”領域,通用電氣公司和西門子公司等業界巨人正在將自己在設計、金融、建設、運營大型供水系統、清潔能源以及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就像網絡服務提供商為迅速成長的互聯網初創企業提供基礎設施那樣,它們也希望用同樣的方式為快速擴展的城市提供“交鑰匙項目”解決方案。通用電氣公司已經宣稱,在公司的未來收入中,有高達60%的比例將來自發展中國家這一目標市場。

　　與“高端”遙遙呼應的另一端,將會涌現面向“低端”的全新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旨在為基礎設施有限或者基礎設施不可靠的城市提供便利。一個前衛產品就是裝有StarSight系統的獨立太陽能路燈柱,這種路燈柱還具有WiMax無線網絡通訊功能,甚至可以為手機等小型裝置充電。正在喀麥隆進行測試的StarSight系統是“虛擬多用途產品”開發的先驅,其產品能在缺乏可靠電網支持的環境中,同時解決照明、安全以及通訊問題。

　　2 垃圾中的珍寶

　　在今天的消費電子產品業,需求—同時也是機會—相當強烈。現在,美國人每年要丟棄1.28億部移動電話,而得到處理的只有不到1%,這一令人驚悚的數字還不包括我們每年扔掉的兩百萬噸廢舊電子產品。美國環境署說,這些廢棄物中含有焚燒后會產生毒性的物質。更糟糕的是,廢棄物中的有毒物質會通過垃圾填埋場滲入地下水,而且永遠不會分解。在某個地方,從你丟棄的第一臺家用電腦和第一部重達三磅的“大哥大”移動電話中泄漏出來的鉛、鎘、鈹、汞,還有十幾種叫不上名字的生物毒性物質,依然還在悄悄流泄。

　　根據產品對生態環境的有害程度核定稅收水平、政府要求公司對自己制造的垃圾以及產品的壽命承擔更多責任的規定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些舉措會讓消費者和公司對某種產品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存在將花費幾何達成共識,同時,還可以讓雙方做出更明智的選擇。

　　實施這種“真實花費”的經濟政策將引發一股強大的產品再設計浪潮,其中的很多環節是消費者看不到的,因為公司在售出的產品壽命終結后要自己回收,所以,它們會尋求減輕自身負擔的策略。對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關注,無疑將催生設計業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全新領域的繁榮:設計拆解成本低廉的產品將和設計裝配成本低廉的產品同樣重要。此外,采用無鉛焊接、標準間組裝、用卡扣而不是用環氧樹脂類材料連接各個部件以及利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產品將會成為常規產品。產品壽命將會更長,出現問題時更容易修理,當產品壽終正寢時可以變成其他工藝所需的原料,所有這些特質都能讓消費者獲益良多。

　　3 村對村的網絡

　　為世界上更為貧困的城市居民提供消費者服務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并不是因為缺乏愿望或者缺乏資源,而是缺乏有效的市場—缺乏一個聯絡、聚集以及將服務提供給足夠多的人,從而能以其規模吸引到大量投資的有效途徑。

　　然而,現在填補全球數字化鴻溝這一緩慢得令人痛楚但同時也是不可遏止的進程,終于讓我們獲得了“意外之財”,加之對于社會網絡的全新思考,必將改變我們為處于全球經濟社會金字塔底層的人提供服務的理念。

　　我們不妨看一看基于互聯網運作的小型貸款業務。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格萊珉銀行(GrameenBank， 也稱為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創辦者和小型貸款的先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他將資金的大部分貸給了貧窮的孟加拉婦女建立的微型初創企業。過去30多年來,格萊珉銀行通過將借貸者視為伙伴和消費者而不只是救濟品的接受者,每年幫助400多萬人擺脫赤貧的境地。

　　這種方式演替的下一步,就是讓貧困的居民數字化、全球化。比如, 美國一個名為Kiva的組織就將小型貸款和個人對個人的對等網絡平臺結合到了一起,這一平臺可以讓西方(或者任何地方)的個人直接向世界另一端某個符合條件的企業家個人發放貸款。貸款償付后,可以再投資, 也可以收回。與TiVo(納斯達克上市公司)、Google和PayPal以及其他伙伴的聯合運作,Kiva(在斯瓦希里語中是“聯合”的意思)為這一市場帶來了高效能和親密性,并引發了全球性的小型貸款之風。此外,這一方式還催生出了企業家和金融專家的全球性網絡,最重要的是,它還創造出了某種社會通路,這一通路也成了提供其他服務項目的途徑。

　　我們終將看到,Kiva(及其后繼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易會在網上風起云涌—而且是雙向的。這類平臺不只是一方提供金融服務、另一方接受服務的單行道,相反,它們會成為生機勃勃的初創企業向其他新生企業家轉售自己的智慧和服務的雙向平臺。我們有望看到更大規模的“橫向經濟”的興起—聯絡、知識交易和金融交易不只是發生在富人和窮人之間,而是發生在社會經濟所有階層的個體之間,甚至發生在窮人之間,哪怕遠隔重洋。就在發展中國家傳播創新成果而言,這種“村對村”(或簡稱為“V2V”)的途徑將會成為至關重要的新渠道,甚至還可以成為第一世界的企業向全球提供價格低廉的服務項目的有效手段。

　　4 理性的消費者

　　感謝人口統計學和群體心理取向的研究成果,因為那些希望開發具有生態學創新意義產品的公司,將會據此發現一個快速增長的龐大群體,他們就是收入不菲的價值驅動型消費群體,這個群體讓企業垂涎欲滴。今天,這一龐大群體為專注于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社會公平和標新立異的衛生保健方式的產品與服務創造出了價值高達2,270億美元的細分市場—LOHAS(意為“健康而且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細分市場。換句話說,這是一群吃有機食品、開混合燃料汽車、早晨喝互惠貿易拿鐵咖啡的消費者,他們有6300萬

　　之眾,占有美國市場30%的份額。他們并不是比其他美國人更富有的人,但是,面對非可持續性產品,他們情愿以高出令人驚異的20%的價格消費清潔、綠色產品。

　　未來的20年,隨著美國的人口結構越來越趨于“沙漏形”,這個群體還會爆炸性增長,從而出現美國歷史上人口最為眾多的老人和人口同樣最為眾多的年輕人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情形。群體心理取向的原則認為:你變得越老,越在意你“身后”留下的這個星球;與此形成呼應的是,你越年輕,越富有理想主義色彩。

　　清醒消費的原則將成為品牌勝敗的決定性因素。這股消費風潮將會無情懲罰那些“不愿同道”的公司。這些消費者會以兩倍的熱情, 將自己的價值取向與公司及其品牌聯系在一起,Z+Partners 的研究表明,公司對環境、倫理和社會職責的理解,是影響消費品牌價值最重要的三要素。

　　5 極度分散化的產品

　　解決我們這個星球問題的某些新方法目前還在遙遠的地方,這些新方法會脫胎于目前還在繪圖板上的技術。最令人鼓舞的技術是這樣的:一個和大型復印機體積相當的“產品制造機”利用3D技術,將按序輸送的制造材料通過激光切割工藝立刻加工成產成品—也就是按科幻電視電影系列片《星際旅行》(Star Trek) 中復制機的方式制造產品,而加工完成的產品和部件的配置、數量和所在地點,恰好能滿足顧客的需要。在這種技術背景中,很多物料供應鏈將不復存在,而且我們也不再需要驅動這些供應鏈運轉的能源了。產品的存在方式將會是數字化藍圖,只有在需要的時候,它們才被“下載”并轉化為實物, 事實上,這種技術就是電腦制造先驅戴爾公司“訂貨,之后制造”方式的合理擴展版本。因為可以得到多項技術的支持,所以,掀起真正革命的并不是“下載產品”,而是“上傳產品”:人們可以要求產品制造者提供高度個性化的各種產品和物品——能完全滿足他們特定需求的產品和物品,此外,這一網絡還可以讓產品制造商與全世界分享自己的創新成果。

　　這種技術的早期版本—在工業設計領域的快速成型工藝——已經存在了,很多產品就是用這種方法制作的,比如珠寶和家具,而且現在已經面向消費者銷售了。設備價格也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50萬美元下降到了目前的2.5萬美元。在10年之內我們就有望看到,第一個由消費者定制產品的成熟技術會得到應用。

　　安德魯·佐利(Andrew Zolli) 是一位未來學家,Z+Partners 的創辦人,Pop!Tech 年會的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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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譯: 魯剛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