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企業大多既依賴家族又受困于家族。如何既利用好家族關系所形成的精神文化資源，又不至于為其所窒息，是擺在黃光裕們面前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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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我和他們比，他們的品牌在國內，我的市場在國外，沒必要太高調。”一邊喝著功夫茶，張武一邊將自己的雙腿盡可能在長椅上舒展開來。從身子周圍的近百個電視監控器里，他可以看到自己龐大的內衣帝國里每一條生產線的運轉情況。

　　張武所說的“他們”，是那些登上各種商業化富豪榜的同鄉們。在最近一份500人的榜單中，廣東籍富豪占去了74席。而在廣東籍富豪的前十名中，出生在潮汕地區(傳統上也稱“潮州地區”)的就有七位，分別是黃光裕、 朱孟依、 鐘聲堅、黃俊欽、周澤榮、 黃茂如和馬化騰。這其中又有四位和張武同樣來自汕頭市的潮陽區。

　　當然，這份僅統計中國內地的榜單，并未將不折不扣的正宗潮州人李嘉誠列入。《福布斯》2006全球富豪榜顯示，李嘉誠的身家已逾1500億元，位列世界第十。

　　“報本”倫理

　　張武的內衣廠，位于潮陽的谷饒鎮。與寒磣的鎮景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滿街林立的穿三點式內衣的模特廣告，其中不乏海內外的大牌明星。她們所代言的產品均來自這個簡陋的小鎮。這里每年生產的內衣產值近40億元，集聚著400多家內衣生產企業及上千個海內外知名品牌。

　　32歲的張武與他的同鄉馬化騰一樣，均畢業于深圳大學。但與喜歡用技術的馬化騰不同，張武更像一個書呆子。于是，當他拿到金融、貿易兩個學位去了美國時，大家認定他是去留學了。結果，一年后他卻回來了，并接過了父親手中的數千萬元資金和一家成衣廠。

　　張武做老板后放棄了成衣生產，改做高檔內衣，全部出口歐美市場。原來在美國這一年，他是在利用潮州人密布海外的網絡，為自己的家族企業尋找新的藍海。

　　張武家族企業的年出口額，多年前就突破了兩個億。但他拒絕任何人對自己財富的測算，也不愿與富豪同鄉們作對比，“我并不想回潮陽，也并不想做內衣，我想去讀國外博士然后做一個金融學家，但沒辦法，我們家族都是做服裝的，我總不能眼看著他們做不下去。”

　　雖然張武將自己的選擇歸因于書本與海外經歷，但在汕頭大學教授劉海歐的眼中，他仍是一個典型的潮商樣本。“潮汕經濟的發展中，家族組織之所以得以復興，家族倫理是重要因素。”劉海歐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對家族的報本意識，是潮商商業倫理中的一個重要特征。”

　　“紅頭船”傳奇

　　潮商之間的認同，并不限于血緣，還包括了地域，潮商們更喜歡將鄉親二字讀作“自己人”。

　　華南師范大學林濟教授向記者解釋潮商團結的原因時說：“盡管與晉商、徽商的發跡相似，潮商也是靠長途販運起家，但其海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業人格上與前兩者截然不同。”

　　與陸上販運所需的騾馬輜重相比，從事遠洋運輸的紅頭商船投資巨大，但潮商的商船雖不具備任何保護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備任何武器)，卻不得不在海盜與波濤中穿行， “冒險射利，視海如陸”。

　　正是由于這種海上商業活動所具有的高利潤、高風險特性，促使潮商較早地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商業伙伴關系。這種關系，便是潮商群體生長出商業信用及團隊協作意識的基礎。　　林濟認為，除此之外，潮商與晉商、徽商最大的區別還在于與官府的親疏不同。后兩者的發跡，大都存在對官府權力的依賴。而潮商的產生與發展，基本處于官府的壓制之下，從未得到過官府的支持與庇護。

　　基于此原因，潮商群體極少發生由商向官流動的現象，堅持在商言商的純粹商業人格。這種習慣保持至今。

　　在一次潮汕地區的商會會長會議上，當地政府的領導也應邀到會，會后在當地一家工廠食堂用工作餐。因會議開得過長，飯菜已經冰涼，這些億萬身家的商人們均欣然落座，無一抱怨，而且也沒有人提出給領導加熱飯菜。“我能來參加會議，是他們給我面子，而不是我給他們面子。”這位官員事后告訴本報記者，對于來去均無人接送，他早已習以為常。

　　成敗均系家族？

　　正如張武不認為自己和那些富豪榜上的潮商有什么關系，劉海歐也認為，如今的潮商已與歷史上的有了明顯差別。“本質的差異或許不好說，但在‘誠信’二字上，肯定有所區別。”

　　除了最近深為負面消息所困的黃光裕兄弟外，數年前的“汕頭信用危機”不得不提。2002年間，時任汕頭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劉錦庭向市長建議，效仿深圳豎立小平畫像的做法，在汕頭人民廣場豎立一座恩格斯像，把恩格斯的一句語錄雕刻在像下。這句話是：“汕頭是中國唯一具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　

　　劉錦庭向本報記者解釋他的初衷：“那時汕頭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經濟增速首次出現了負增長，我的建議無非是想起到打氣的作用。”　　

　　2000～2003年間，潮汕地區出現企業大規模逃稅騙稅行為。公開數字顯示，僅2003年，源自汕頭的虛開

　　潮商群體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劉海歐曾對潮汕地區數十家家族企業進行了調查。在潮汕地區，80%以上是家族企業。

　　劉海歐在調查中發現，在回答“您認為家族企業的發展中對誠信的態度是什么”這一問題時，雖然50%的受訪者選擇“絕對講誠信”，沒有一個人選擇“有時講誠信”、“他人不講誠信我也只好不講”等，但他們選擇實際奉行的原則，前幾位卻依次是：隨機應變、穩定發展、只重視效益與利潤、自信自強、誠實守信。“‘應該’與‘實際’之間表現出了較大的差距。”劉海歐說。

　　調查還表明，在作為企業倫理規則的主要確定者的企業高管中，個人信仰多為親情型(親戚和朋友)、權力型(有權者，80%認為在公司是一個人說了算)，倫理型及奉獻型極少。

　　關于家族企業模式的優劣，見仁見智。一位著名汕頭籍企業家面對將來企業要進行股份制改造還是繼續家族經營的問題時，就向本報記者坦言：“我還沒到考慮這種問題的時候，我認為，這兩種形式本質區別并不大。”

　　“潮商企業大多存在既依賴家族，又受困于家族的現象。因此，如何既利用好家族關系所形成的精神文化資源，又不至于為其所窒息，是擺在家族企業面前的重要命題。”劉海歐說。

　　值得一提的是，現今崛起于各類富豪榜的潮商們，多為出走他鄉始獲大成者。不知這能否給張武們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