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業文化：戴著鐐銬起舞

　　我國擁有悠久漫長的文明史，但是商業的地位并不高。這有兩方面的影響因素。其一，我國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地大物博和人豐物阜使得小農經濟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經世濟民”的施政策論一般都是強調農業而抑制商業。百姓日常的交換只是生活的補充，并不以商業交換為目的。其二，我國歷史上形成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使得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得到不斷的鞏固和加強，優秀的人才不愿意進入商業行業，商業也無法成為融入社會的主流。在這種一統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商業應有的地位一直得不到確認，制約了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到了清朝末年，由于外族的入侵，清廷也意圖勵精圖治，發起“洋務運動”。但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思想的指導下，涉及到商業發展根本的社會結構的沒有改變，這種“官督商辦”的模式最終走向失敗。

　　建國后，經社會主義改造，我國逐漸走上計劃經濟的道路。這個時候以國營經濟為主的“商業”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貌合神離”。彼時，政治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商業作為政治的附屬而存在，既缺少堅實的經濟基礎，也沒有獨立的發展空間。真正意義上的商業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逐漸發展起來的。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整個社會的重心已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也正式承認了市場在發展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國的商業環境有強烈的中國特色和轉型期的色彩。對我國現在商業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兩個：①我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影響；②我國現有體制的侵蝕。

　　

傳統文化對商業最致命的影響就是農耕文明意識和由此產生的小富即安的思想。農耕文明是內斂、含蓄的，追求的是一種穩定安逸的生活模式，而在古希臘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工業文明則崇尚海洋文明，熱衷于冒險和開拓。東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其實質就是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差異。

　　農耕文明在經營企業時候的具體表現就是家族文化、裙帶關系和內部人控制。例如一些家族企業內部，創始人可以說是“一手遮天”，其決策和行事在公司內部幾乎不受任何內部約束。史玉柱的巨人集團就是變相的家族企業，創始人史玉柱不經科學決策而“拍腦袋”決定建設珠海標志性建筑“巨人大廈”，結果遭遇現金流斷裂。在慘敗之后，史玉柱本可以讓公司破產，那么所有的公司債務依照法律都可以免除，但是出于一種“淳樸”的心理，史玉柱承認并踐行還債的原則，為的是給“父老鄉親”一個交待。史先生的道德風尚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做企業和做人畢竟不能完全等同起來，負擔了太多的分外之事，企業的發展必將步履維艱。我們應該注意到：企業也是有生命的，它并不附屬于企業家或者其他機構，企業有自己的生命規律和成長意愿，我們能做的就是發掘企業的潛力，促使其發展。

　　現有體制是對商業發展的又一重要影響因素。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形成了議行合一的非代議制政權，政府擁有很大的權限，社會結構呈現“大政府、小國民”的特征。盡管我們不斷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轉換政府職能，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和干預力度之大是任何西方發達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同時法制建設滯后，進一步造成商業發展空間局促，發展道路畸形。例如，上海和深圳

證券交易所建立的初衷是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資金支持，并不是直接為國民創造財富，提高社會經營效率。在股市大幅跌水的情況下，政府不斷出臺“利好政策”托市，并要求公眾對股市有信心，而信心是自發的，無論如何是不能被要求的！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商業要有所發展，就要不斷地向當權者諂媚，無形之中形成了商業賄賂和官商勾結的現象。例如，山西煤礦的官員入股現象，使得打擊小煤窯不安全生產難以取得成效，擾亂煤炭市場秩序；藥商和醫院行政部門勾結，使得“

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官商勾結破壞了政府的獨立的裁判形象，降低了政府的信用，提高了社會的交易成本。而按照張五常先生的介紹：一個國家管理職能的重要部分就是降低交易成本，這個交易成本越低，人民越是安居樂業，這個交易成本高那么一點點，就民不聊生。如果說農耕文明對商業文化的制約是內部的，可以通過個人和企業自身的努力加以消除，那么現行體制中的一些不完善之處對商業的侵蝕則是外部，是任何個人和企業無能為力的。而在一個健康的社會，從政和經商是應該嚴格區分開的。商人不能通過政治上的代言人擴大自己的利益而損害公眾的合法權益；政府也不可以直接參與經濟活動，扭曲經濟關系。也正是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強調“治理商業賄賂是今年(2006)反腐敗的重點”，中央22個部委聯合執法打擊商業賄賂。公正、透明、健康的商業環境何時出現，我們拭目以待。

　　我國商業在傳統文化和現行體制的夾縫之中生存發展，猶如戴著鐐銬起舞。掙脫鐐銬，秀出亮麗的舞姿，需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融入國際大社會，需要不斷轉換政府職能，為國民服務，需要企業不斷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也需要各方的時間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