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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民都在為建立和諧社會付出努力的同時，企業經理人一定也在想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企業，因為家和萬事興，一個員工與老板、員工與員工間相處愉快、樂于合作的企業，其生產力一定較高，尤其是知識經濟、服務業經濟崛起的今日，團隊合作取代了單打獨斗，企業再造工程(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則以整合型任務取代了分工細密的流程，和諧關系與溝通順暢也因此成了最重要的生產元素。如何維護企業內的合諧正是每一個經理人面對的嚴峻挑戰，尤其在中國組織中，派系糾葛、內斗內耗、謠言四起、各自為政恐怕是很
多管理者經常面對的頭痛問題，如何解決?正是中國式管理的重大議題。
一如和諧社會的討論，和諧企業議題的理論基礎也是社會資本理論，依照美國社會學大師科曼(Coleman)的定義，社會資本正是人際關系結構中的某些要素，促成人們合作的行為。換言之，有了這些要素，一群人的互動會產生合作，因而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反之，則互相內耗，互扯后腿，一加一反而小于二。那幺，什幺是社會資本?什幺又是產生合作的人際關系結構中的要素?
社會學者布朗(Brown)將社會資本總結為三大類——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以及宏觀層次的社會資本。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研究個人如何通過建立社會關系來獲得所需資源——如信息、工作機會、知識、影響力、社會支持以及長期合作等——的途徑。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探討了社會結構問題，包括個人因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特定位置而對資源的可獲得性，如中心者可以取得領導地位與非正式權力，中介者則有媒介交易的利益，“橋”更可以在兩個團體間取得溝通有無的商業機會以及漁蚌相爭下的漁翁之利。另外的結構研究則指向團體層次，一個團體的權力集中度、是否有小團體以及關系是否緊密都會影響此一團體的內部和諧與工作績效。而社會資本的宏觀分析關注的則是在一群人中—包括團體、組織、社會或國家—相互信任、自我組織并表現公民行為的情況。
與布朗這種三層次分類方法不同地，管理學者阿德勒與匡(Adler & Kwon)采取了一種兩分的分類方法。他們將微觀層次和部分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合稱為“外部社會資本”，因為它產生于某一行動者的外在社會關系，其功能在于幫助行動者獲得外部資源。而宏觀社會資本與部分的中觀社會資本則被他們稱為“內部社會資本”，因為它形成于行動者(群體)內部的關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體的集體行動效率。前者歸屬于個人而且服務于個人的私人利益，因此被管理學者列納等(Leana & Van Buren)稱為“私人財貨”(private goods)社會資本。后者則正好相反，它被視為一種“公共財貨”(public goods)，因為它歸屬于某一群體，而且服務于該群體的集體利益。明顯地，和諧企業的理論基礎是建基于“內部社會資本”或“公共財貨”社會資本之上。
什幺是創造“公共財貨”社會資本的人際關系結構中的要素呢?
諸項要素中首推信任，社會學者懷特利(Whiteley)在研究國家社會資本的起源時，鑒于只有那些包含了善意的社會關系才可能產生出合作行動，他認為只有兩種類型的信任才可能構成社會資本——對于個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義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對于國家的信任。類似的理論也存在于政論家福山(Fuguyama)對現代企業崛起的研究，他直接將社會資本等同于社會信任，并指出英美文化中信任建基在宗教、認同與法治上，所以信任基礎較廣，可以產生大型現代組織，反之，中國與意大利因為信任限于家族范圍，所以組織規模較小。
除了信任關系之外，關系管理研究一定要探討關系網絡結構，也就是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已有的研究指出，權力集中度高的組織不利于知識創造，小團體多的結構也不利于信息流通與知識傳播，關系密度高的團體則并不如預期有利于新知傳遞，但密度太低的團體則不免沖突較多。一個團體的結構型態深深影響其中成員的合作精神與相互信任，故不可不查。
再其次，自我組織與公民參予是另外一個要素，政治學者普特南(Putnam)研究了“公共財貨”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并發現在意大利地方民主政治的發展中，社會資本豐富的省分政治較有效能而經濟得以發展，相反地，社會資本缺乏的省分則在民主化后內斗較多而行政效能不彰。他在說明美國社會資本的衰減時，從兩個方面測量了美國的社會資本：首先是美國人的政治參與情況，用投票率和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來表示；其次是美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情況，用美國參加各種自愿性社會組織的人數來表示。他根據這種測量的結果，得到了美國的社會資本正在衰減的結論。
經理人如何運用管理工具營建企業內的信任?如何創造有利于組織發展的人際關系網絡?如何促成員工自我組織及公民行為?這些正是增進企業內社會資本的要素，也是構建和諧企業的要素。感謝“管理學家”的邀稿，本專欄將會針對此一議題作出一系列學理與案例的探討，希望對經理人的企業內關系管理有所助益。
羅家德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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