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

　　向文波(blog)的指責與思考

　　最近，美國知名投資基金凱雷擬出資20億元收購徐工機械82%的股權，卻遭到湖南三一重工執行總裁向文波的公開指責。

　　一是指責徐工2被賤賣。二是指責徐工的并購對民營企業和國內企業不公。向文波稱：三一有意并購徐工，但連價格都還沒談，就受到了明確拒絕，這說明徐工集團改制在經營層的強力主導下，明確排斥“內資”。三是指責徐工的并購可能損害

　　向文波并提出三個方面的問題供社會討論：

　　1 . 如何認識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如何在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和并購中兼顧國家的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

　　2 . 如何保護和培養中國擁有全球競爭優勢的產業，做大做強民族企業，將中國建成一個創新型國家？

　　3 . 從產權交易層面如何建立規范的國有資產交易程序，確保國家利益不受損害？

　　并購市場的非成熟性

　　向文波提出的上述三大問題顯然是存在的，也是值得重視的。

　　然而，上述三大問題在經濟學界以及政策界都還存在著重大爭議。我這里提出一個有關“成熟市場”的分析框架來統一看待上述問題。

　　眾所周知，成熟的市場一定包括三個層面：

　　第一， 要有清晰的產權界定；

　　第二， 要有公正的游戲規則或者說交易規則；

　　第三， 要有必要的政府監管。

　　如果這三項中缺一項，那么市場就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徐工并購的爭論，我們就會發現：關鍵在于中國當前并購市場的非成熟性上。

　　第一，徐工的產權屬誰？誰有權力決定賣徐工？以什么樣的價格來賣？顯然，如果徐工是一個民營企業，問題就非常簡單，外人根本沒有資格說三道四。舉個極端的例子，一個老太太將家傳的“清明上河圖”換了兩個雞蛋，你指責她賤賣，有道理嗎？沒有，因為老太太樂意(當然，在另一些情況下，你或許可以告她傾銷)。可問題在于，徐工是國有企業。主導徐工并購的一定是徐工的所有“利益相關者”，徐工的高管、地方國資委、國務院國資委、徐工的員工乃至徐工的同行。

　　第二，徐工被外資并購究竟應該在什么樣的游戲規則或交易規則下進行，顯然這在目前也是一個扯不清的問題。國資委盡管出臺了諸多國有企業改制的規范文件，關于國有企業改制的一種特殊方式——并購，尤其是外資并購，顯然還沒有建立起清晰而規范的章程來。

　　第三，在外資并購方面，什么是必要的政府監管，什么是政府多管閑事？很顯然，就更是一團亂麻，因為政府以前甚至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甚至于到底哪些是涉及經濟安全與產業安全居然也是糊涂賬。

　　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

　　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初步市場經濟的國家，但是，產權不清、規則不全、監管不善，仍然是制約中國市場經濟發揮、資源充分配置效果的三個主導方面。

　　過去，中國市場化改革比較注重價格的放開以及產權變革，卻不太注重交易規則的健全以及政府監管的完善。這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受到了新制度學派的影響。

　　但是，另外一方面，交易如果要保證公平與效率，那么產權、規則也都是重要的。尤其是當有關交易的爭論紛紛，乃至使得交易無法進行下去的時候，改革者將不得不停下來重新思考產權變革與交易規則的完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改革是越來越進入深水區了！

　　(本文作者系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