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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西南
正在進行當中的外資行業掃蕩式并購已經對中國經濟社會構成了很大威脅。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行業掃蕩式并購對中國社會的四大威脅
1、國家經濟主權受到威脅
從古到今，國家主權的核心內容都是經濟利益。今天，國家主權安全問題不再局限于“領土的完整”，其重心已經悄悄地轉移到“經濟的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本質就是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經濟的獨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對市場的控制權，二是國家對企業的控制權。
外資巨頭“挾資本以令中國企業”，不僅控股中國的企業，而且一個一個行業地控制中國的產業，中國不僅失去了“企業的自由”，而且即將失去“產業的自由”。在工業化時代，產業政策是國家政策的核心內容，如果國家的產業政策受制于人，何談國家主權的完整？土地是農業的載體，企業是工業的載體，如果多數產業的龍頭企業被外資所控制，外資就會打著行使“股權”的旗號來變相侵略本國的經濟“主權”，這一點應該引起國內的積極關注。
2、國家稅收和財政安全受到威脅
建國以來，我國的財政來源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條是政府作為企業的股東分取的企業經營利潤，二是政府行使國家主權向企業收繳的稅收，隨著中國企業產權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國家財政來源越來越倚重稅收這一條路。
在稅政上，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大幅優惠政策。目前，凡是外資股份占四分之一(25%)以上的企業就稱之為“外商投資企業”，凡是外商投資企業就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稅收政策優惠。在相當多的行業，外商投資企業還可以長期享受15%的所得稅優惠，而內資企業必須照章繳納33%的企業所得稅。
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合法”逃稅的情況日益嚴重。常用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開辦“短命企業”，根據稅收優惠政策“兩免三減半”的時間周期人為控制企業的壽命在5—7年；第二種方式利用關聯交易向境外關聯公司大量轉移利潤。在廣東地區遍地開花的作坊式中小外商投資企業，如制鞋廠、玩具廠、電子裝配廠等，企業的壽命往往人為地控制在五到七年。當優惠政策享受完了以后，就清算注銷該企業，同時注冊另一個類似企業，又重新開始享受新的“兩免三減半”稅收優惠政策。對于大型外商投資企業，人為控制企業壽命的方式使用起來不方便，便利用高價采購原材料和低價銷售產品的手段大量轉移利潤，從而降低其在中國境內企業的賬面利潤，從而逃避企業所得稅。
3、產業壟斷導致公平競爭受到威脅
由于計劃經濟時代條塊分割的原因，我國工業的產業組織普遍存在“散、小、亂”的特點，需要進行產業整合，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在現有國內資本環境下，還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產業壟斷，因此國家現階段的產業政策取向是鼓勵并購。
但是，外國資本巨頭的進入打破了國內現有資本環境的平衡。對于大規模的外國資本而言，我國都是小規模產業，外資完全可以通吃整個行業，例如美國消費品巨頭寶潔公司動用570億美元收購吉列公司，570億美元折合成人民幣約4600億元，我國許多行業的凈資產都沒有4600億元。如果任憑這種跨國資本來參與我國的“國有企業改制”，再加上“超國民待遇”的稅收優惠，在全球資本相對過剩、投資收益普遍偏低的金融環境下，我國的各行各業，尤其是盈利前景較好的行業，怎么能夠逃脫外國資本巨頭的掃蕩式并購呢？當整個行業被國外資本壟斷后，消費者福利、員工福利和公平競爭就無法得到保證。
4、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民族工業發展受到沉重打擊
如果民族工業發展不起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缺少持久的動力。中國對外資的依賴程度在日益提高，在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間，共引進外資3462億美元，而其中從1992年到2000年的八年間引進的外資為2826億美元，占93%的比例。在2005年我國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國資本的投資基地。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投資占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比例逐漸提高，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當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出口，中國制造業出口的51.2%是外資企業控制著。在我國，外資企業遍布大部分行業、大部分地區，與其他國家的外資利用政策不一樣，其他國家外資引入都集中在少數行業、少數地區。
外資巨頭在中國采取的行業掃蕩式并購模式已讓許多中國人焦慮不安。現在，外商獨資企業的比重快速上升，原來的合資企業紛紛轉變為外商獨資企業。例如，作為日本松下電器公司在華業務控制中樞的松下電器(中國)有限公司轉變為日本松下的獨資公司；德國漢高、德國發展銀行與天津合成洗滌劑廠成立的合資企業天津漢高，中方持股70%，漢高持股20%，經過三次股權變動，中方股份完全退出，天津漢高成了德國漢高的獨資企業；寶潔(中國)有限公司提前終止了與北京日化二廠的合資，將設在北京通州的合資洗衣粉廠變成美國寶潔的獨資企業，寶潔在中國設立的第一家合資企業廣州寶潔也完成了從控股到其獨資的轉變過程。
外國資本巨頭認為，合資或合作方式已經完成了其敲開中國市場的歷史使命，現在可以徹底拋棄中國合作伙伴了。外資巨頭拋棄中國伙伴主要是憑借兩點，一是經過十多年的合資經營，中國伙伴已經教會了他們如何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市場，二是中國加入WTO后，根據WTO的有關法律文件修訂了《中外合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企業法》，已經沒有硬性的法律條文來規制它們的行為。也就是說，“婚姻法”修改了，外國資本可以與中國合作伙伴“離婚”了，一種合法拋棄的方式！
行業掃蕩式并購的五大反思
1、反思中國GDP增長的質量
我們需要正確認識GDP與GNP的含義，才能準確分析我國GDP增長的質量。
GDP即國內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年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經營活動的全部最終成果，比如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創造的增加值就應計算在中國的GDP中。GNP即國民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所有國民在一年內新生產的產品價值總和。GNP是按國民原則核算的，只要是本國居民，無論是否在本國境內居住，其經營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都應該計算在內，比如中國企業在境外獲得的收入就應計算在中國GNP中。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一個“領土”概念，國民生產總值GNP是一個“要素”概念。在經濟完全封閉的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等于國內生產總值；在經濟開放的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就不等于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是有聯系但實質區別很大的指標。
如果計算GNP的話，歐美國家會高出非常多，因為它們有大量的資本輸出，把外國的“領土”作為它們控制的生產基地，獲得了巨額的收入。如果計算GDP，歐美國家在境外的收入就不能計算在內，而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很少向歐美國家輸出資本，不會增加歐美國家的GDP。自從1995年，聯合國把宏觀經濟的統計指標從GNP改為GDP以后，就大大地虛增了發展中國家的GDP數值。
近幾年，我國GDP強勁上升，增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們需要認真考慮一下，GDP的增長究竟反映了什么？是中國本國企業的增長，還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的增長？在外資巨頭行業掃蕩式并購中國企業的背景下，我們需要認真想一想，究竟是我國GDP的哪一塊在強勁增長？GDP增長的質量如何？
2、反思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制造”
工業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是衡量一國產業競爭力最常用的指標，近年來“中國制造”的工業品的全球市場占有率快速提高，是否真正反映了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有了顯著的提高呢？
我們需要在“中國制造”前面加個定語，才能真實分析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制造”包括“在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和“由中國制造”(Made by China)兩種情況。
“在中國制造”決定的是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由中國制造”決定的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外國資本(外國國民)在中國的產出計入中國的GDP，卻不是中國的GNP。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的必然結果是，中國的GNP將明顯小于GDP，GNP增長率也會明顯低于GDP增長率。
“在中國制造”工業品的市場占有率的提高，是否可以表明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了同樣的提高？“在中國制造”工業品市場占有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外資巨頭在華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不是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少于國內生產總值，如果長期存在這一現象，中國經濟的前途和社會福利將會受到深遠的影響。
3、反思我們的稅收政策
在中國目前的稅收體制中，只要外國資本參與和控制(持股25%以上)的企業就可以享受稅收的“超國民待遇”。1994年稅制改革后，中國施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差別稅率制，內資企業33%，外資企業15%。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多于內資企業，如“兩免三減半”，稅前扣除等政策規定也有差異，外資企業的實際稅負大大低于內資企業。
外國資本在華的稅收“超國民待遇”給我國經濟帶來三點不良影響：一是變相鼓勵和刺激了大量的“假外資”企業產生，造成國家稅收的流失；二是在與外國資本的競爭下，內資企業一家接著一家地倒下，因為制造業是一個微利行業，這么大的稅率差異導致同行業的內資企業處于嚴重不利的競爭地位；三是內資企業垮臺后，大批國有企業老職工下崗，既增加了財政補貼負擔，又影響了社會穩定，同時在道義上不公平，兢兢業業工作一輩子，最后在行將退休前淪落為下崗職工。在國內資本大量閑置的金融環境下，現行的對本國企業極其不公平的差別稅率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4、反思我們的金融政策
規模經濟效益是制造業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中國有句俗語“大樹低下無小苗”，在一個充滿企業巨頭的行業里，小規模企業沒有生存的基礎。
從產業組織結構來看，我國許多產業急需要通過兼并重組的方式快速做大企業的規模，以抵抗外資巨頭的攻擊。但是，產業整合需要巨額資本，整合資本從何而來呢？
在證券市場不發達和嚴格管制的條件下，產業整合的資本只能來自商業銀行。中國與美國的金融環境不一樣，美國有發達的證券市場，企業都可以自主地在證券市場上直接融資，例如美國的垃圾債券(即高收益高風險債券)曾為許多并購案例提供了強大的資本支持，中國目前沒有這個途徑。
盡管原來的國家經貿委和現在的國家發改委都在鼓勵產業內的并購重組，但是我國企業的自有資本根本無法支撐產業整合需要的巨額資金，大多數國有企業由于社會負擔重，沒有太多的資本積累；民營企業發展歷史短，也沒有資本積累。那么，中國產業整合的重任由誰來擔當？
我國現行的商業銀行《貸款通則》徹底堵死了我國產業整合的這條路。目前仍在使用的1996年8月1日生效的《貸款通則》第20條規定：不得用貸款從事股本權益性投資和股票投資。在2004年4月6日中國銀監會公布的征求意見稿《貸款通則》第23條仍然規定：借款人不得使用貸款從事股本權益性投資和股票投資。條文的不變，表明了中國銀監會的強硬態度！
中國的金融政策不改變這一條，中國內資企業就無法擔當起整合產業的歷史重任，國有企業不行，民營企業也不行。過去已有許多國有企業(如華源集團)和民營企業(如德隆集團)試圖“自覺”(華源集團周玉成語)地擔當起這個功德無量的歷史大任，但無一不是倒下的結局，傳統產業本來就是微利產業，通過地下錢莊高息融來的資本肯定要被利息負擔徹底壓垮，“無數英雄競折腰”！
既然民族企業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金融環境來承擔起這個歷史大任，那么只有全民族拱手相讓外資巨頭了！如果我國金融政策繼續墨守成規，外資巨頭行業掃蕩式并購的風暴會來得更加兇猛！
5、反思我們對外資巨頭“不設防”的產業政策
2004年11月30日，國家發改委和國家商務部最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禁止或限制外商設立獨資企業和外商控股的產業極少，甚至對礦產資源開采的限制也很少，對一般制造業幾乎就沒有任何限制，連部分軍事工業也對外資開放。
無論是惡意并購還是善意并購，任何國家對壟斷都必須進行限制。在美國，對本國資本的壟斷也是通過立法限制的。1890年，在對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壟斷行為的抗議聲中，美國誕生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謝爾曼法》。1914年，美國又誕生了兩部主要的反托拉斯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和《克萊頓法》，它們與《謝爾曼法》共同構成了美國反壟斷法律體系的主體。
在我國，目前對外國資本的壟斷式并購不加任何節制，任由外國資本巨頭在中國的產業市場暢通無阻地展開“圈地運動”。現在，到了對這種“不設防”的產業政策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了，外國資本巨頭的“自由”是否破壞了我國產業良性發展的“自由”呢？
(作者系新華信正略鈞策管理咨詢公司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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