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業良

　　在一直關注中國經濟走向的國際觀察家看來，全球最大的食品企業之一法國達能集團與中國企業家宗慶后之間曠日持久的商業糾紛，注定將成為中國經濟邁向全球化進程中的標志性事件。

　　11年來，初出茅廬的“娃哈哈”在雙方的精誠合作之下，飛速成長為中國飲料行業的第一民族品牌，雙方合資的娃哈哈公司也戰勝眾多百年歷史的食品巨頭，成為全球瓶裝水領域的冠軍。這一奇跡般的成功，也使得達能與宗慶后的合作，被視為跨國公司與中國經濟共同成長的標本性案例，既受到國際社會的青睞，也成為中國政府擴大開放、引進外資的“活廣告”。

　　11年后，達能與宗慶后之間的商業沖突從媒體蔓延到法庭，從中國發展到在瑞典、美國等國的商業利益沖突，也同樣因為清晰地映射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階段性變化，而成為國際社會研究中國“大國崛起”路徑的一個“樣本”。而伴隨著雙方沖突的不斷升級，這個“樣本”所傳遞出來的信息，越來越值得人們憂慮和反思。

　　日前，宗氏家族企業在美國登記的幾個法人代表之一陳仲華現身深圳，向國內幾個地方的工商機關作證，證明自己的簽名屬于他人偽造，使得宗慶后家族控制的離岸公司在中國設立的多家“外資企業”面臨起碼的合法性問題。隨后，宗氏家族所聘請的美國律師在錄口供的過程中，認為宗氏當事人提供的證言存在欺騙，向法庭申請不再擔任宗氏辯護律師。這使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家的誠信程度與守法概率產生了懷疑。

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長甚至直接向中國媒體表示疑惑：“宗先生對合同的不尊重，是否代表了一代中國企業家的行為和看法？”

　　眾所周知，在極少數西方反華勢力的推動下，“中國制造懷疑論”在國際社會不斷彌漫。就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歷程成長起來的資深企業領袖宗慶后的上述行為不斷被曝光，事實上也為極少數西方媒體敵視“中國制造”提供了現實例證。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缺乏最起碼契約精神和誠信品質的企業家，怎么可能生產出令人放心的產品呢？

　　其次，“達宗之爭”中，規則違反者在幾乎“零成本”的情況下獲得巨額收益，凸顯出

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后，相應的制度建設存在的嚴重缺陷。這種制度的缺失，是比投資“硬環境”更嚴重的“瓶頸”，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核心命題。

　　伴隨著媒體與法庭調查的不斷深入，宗氏家族所成立的“非合資企業”，涉嫌侵占國有資產，剝奪國有股東投資與盈利機會的種種問題被媒體不斷披露。與此同時，達能集團在中國飲料行業所占有的15%的市場份額是否構成壟斷，也成為媒體廣泛關注的話題。但是，這些牽涉國有資產流失、影響行業生態的嚴重問題是否屬實？應該得到怎樣的處理？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卻沒有任何政府或者法律部門進行調查，并向公眾公布客觀而準確的事實。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此案的一個關鍵問題，也就是“娃哈哈”品牌究竟能否按11年前的合同被轉讓的問題，盡管法規明確、合同清晰，卻在管理部門的“失語”下顯得懸而不決，進而影響到整個案件的正常終結。

　　目前，宗慶后已經辭去合資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一職，而作為大股東的達能卻在重重阻撓之下無法進入合資公司，陷入混亂的娃哈哈合資企業，每個月的利稅損失超過1億元。然而，比這些有形損失更嚴重的，是制度缺失所導致的無序，以及無序的法制環境給中國企業之國際形象投下的陰影。

　　伴隨宗慶后成立“非合資公司”、轉移合資公司經營項目與利潤的步伐不斷加快，達能可能面臨“贏了道理、輸了利益”的尷尬局面，成為這一沖突的直接犧牲者。果真如此發展下去，犧牲者和失利者將遠不止達能一家。在這個問題上，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值得品味：“宗慶后或許會贏得對企業更徹底的控制權……這樣的勝利會帶來更為可怕的推論——中國的法規對類似違約行為缺乏制裁能力。這無論對中資還是外資企業都不是好消息。在這個意義上，最大的輸家是引進外資30年來仍然明顯欠缺的制度環境。”

　　再次，在法律上還未分出勝負之時，少數媒體已經根據爭端雙方的膚色不同、作出簡單的“道德審判”。伴隨著事態的進展，重慶涪陵、湖北紅安、河南新鄉等與娃哈哈有利益關聯的地方政府也發表公開聲明對達能進行抨擊，在相當范圍內煽動了不正常的情緒，加重了國際社會對于中國對外開放環境的憂慮。

　　以史為鑒，可以明理。正是在充分吸收西方300年市場經濟發展經驗教訓、總結30年改革開放得與失的基礎之上，黨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改革”、“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的決策，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而此次達能與宗慶后的商業沖突之中，中國政府部門與媒體所展現出來的公正、客觀的態度，也讓國際社會領略和感受到了“大國風范”之內涵。但是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與成長，西方社會中的“中國威脅論”也在不斷抬頭，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在中國投資最早的世界五百強企業達能與中國著名企業家宗慶后之間的商業沖突，已經超越了“一城一地”的得失。

　　無論是法庭、政府還是媒體和公眾，都應該通過積極努力，使這一案例成為向世界展現一個更加開放、公平、理性、高效的中國商業環境的良好契機。

　　(作者為

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