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強：中國式管理的必要性

　　文/曾仕強

　　有一位馬來西亞的華僑，回到祖國經營企業，十分感慨地說：“剛開始看到大家都在研讀美國式管理的書籍，以為可以放心地運用美國式管理。沒多久便發現此路不通，完全不是想像中的情況。于是改采比較鄰近的日本式管理，以為同文同種，應該比較可行。想不到也行不通，完全沒有日本人那樣的團隊精神。索性把自己在馬來西亞所用的那一套管理方式

,拿出來應用，竟然也沒有效果。現在，已經死心塌地，知道非用中國式管理不可，畢竟每天所面對的，絕大部分是中國人。”

　　人世間的事情，不外乎“大同”、“小異”。管理學者，必須重視大同，才能夠從中歸納出一套理論。實際從事管理的人士，最好依據自己所處的環境，把小異找出來，做出合理的調整，以求符合實際需求，獲得最大的利益。

　　大同部分，形成管理的普遍性;小異部分，則是管理者必須面對的特殊性。兩者須兼顧，就是大家常說的，管理必須配合當地的風土人情，產生不一樣的企業文化，效果才能提升，效益也才會增加。

　　既然如此，在中國社會，自然有善用中國式管理的必要。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歷史，而美國開國迄今，不過兩百多年。我們怎么知道，如果美國歷史也有延續五千年的可能，會不會跟中國人的看法相同？若是美國歷史根本持續不了那么久遠，又當作何解釋？

　　特別是現代西方的文化學家，歷史社會學家，都對現代的文明危機不知所措，至今還沒有找出什么公認的有效對策,以致工業先進國家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有日愈嚴重的危機感。

　　我們更應該以老資格的

　　我們所處的生存環境，復雜多變，可以說人類所能夠遭遇的各種災難，諸如風災、水災、

　　歐美的自然環境，天災地變相對少得很多。即使名為多瑙河，也很少有令人煩惱的地方。西方人勇于征服自然的觀念，自然和我們大異其趣。我們重視農業，主要食物為米和水果、蔬菜，民族性較為溫順，群性也較強。西方人重視畜牧業，主要食物是麥及肉類、乳酪，民族性較為強悍，獨立性也較強，發展出來的管理觀，當然不同。譬如

　　歐美國家都有一種共同的傾向，喜歡打官司，動不動就告到官衙，要求法律解決。僅僅美國的加州，一年的訴訟案件，就遠多于一個日本國。美國人所到之處，訴訟的風氣就會受到鼓動而趨于旺盛。中國人對打官司，一向退避三舍。法院審理時，也盡量以庭外和解優先。年紀稍大的法官，更常以“這種事也來告”為由，對雙方加以勸導。喜歡訴訟的美國式管理，在這一方面，更不符合我們的國情，帶來許多不必要的困擾。公司打官司，就算勝訴，因此而訴訟數年，相信損失也很大。有一家企業，內部出現一名喜歡訴訟的員工，到處亂告，總經理被搞得頭昏腦脹，無心經營，終于宣告倒閉。可見訴訟對中國人的心理，有很大的負擔。

　　管理離不開合同、契約，西方人視為理所當然，內容巨細無遺，務求明確，對雙方才有保障。中國人則認為這是互不信任的表示，而抱有歉疚感。實在需要時，也希望愈簡明、愈簡短愈好，嘴巴上還要說明不過是形式上的手續，以表示信任。西方銀行的放貸契約，有時多達一千多頁，大多依據每一貸放條件的性質，訂定不一樣的契約內容，并沒有固定的格式。中國的銀行，只要是同類的貸款，一律使用先印制妥當的定型表格，填好資料，看起來有如我們使用一雙筷子，可以吃盡天下蒼生。西方人吃一餐飯卻需要動用好幾種刀叉。孰簡孰繁，大家比較之下，自然心知肚明。

　　接理說，在今日全球化的步調十分快速而積極的情況下，任何人都應該熱誠地投身于時代浪潮之中，不必再分彼此，遵循優勝劣敗的規律，向優的文化學習，以加速地球村的完成。話雖沒錯，問題是孰優孰劣，實在很難判斷。就以日本為例，我們總以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在很短的期間內，巧妙地西方化，才獲得今日的成就。然而，真正了解日本真相的人，都會感受到日本在二次世界大中戰慘敗后，重加反省，發覺所學習的東西，不過是片面的，而且是表面的。日本的有識之士，大力要求對西方文化做出更深一層的評價，他們覺察到西方思想雖然在一般知識分子的腦海里有相當的理解，而且也視為必需的教養，但并不能全面地規定,實際上也無法做到全民加以實踐。何況大西洋的優勢，已經逐漸轉移到太平洋，世界經濟重心，由歐美轉到東亞，更是值得正視的事實，這一片屬于儒家文化圈的新興地域，不論在經濟、社會建設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現。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的演進：自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鐵路發展所引起的第一次產業革命，為英國人帶來了一百年的繁榮,我們不妨稱之為英國人的世紀。從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到二十世紀前七十五年，以汽車為中心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為美國人造成一百年的繁榮世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第三次產業革命，以資訊發展為中心，太平洋地區的表現，在世界上最為引人注目，也是不爭的事實。

　　現代化的理論,主要是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清教徒主義”(Protestantism),以禁欲和勞動意識為核心價值，肯定現在，也確認營利的必要性。但他也表示，清教徒和儒家相似，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兩種合理主義精神。

　　不幸的是，這種清教徒精神，在現代工業化國家大規模企業組織的推動下，由于經濟政策大多只重“企業雄心”而不重視“企業良心”，所產生的瘋狂貪婪已經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導致地球上的資源逐漸枯竭，生存環境普受破壞，全球三分之一的成人和兒童將因營養不良、長期饑餓而加速死亡。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Yoynbee)早已提出警告:全人類無限制的經濟發展和致富的目標是不道德的，因為這無異是在禮贊貪婪。這種自私自利的天性，若是不趕快加以限制，將會為人類帶來致命的苦難。無限制的擴張經濟，最后所得的懲罰，將是人類的自我毀滅。他并且具體地指證:地球生物所賴以生存的三大要素土壤、空氣和水。在過去兩個世紀，由于人類竭澤而魚、濫用取之有盡(而不是取用不盡)的天然資源，已經嚴重地污染了這三種資源，人類的生存環境岌岌可危。人類應該如何自救，以克制這種危機？湯因比堅信從儒家的智慧可以獲得救援。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是生物求生存的必要條件。物欲的無限擴張，必將引導人類走向滅亡，精神生活的充實，品德修養的提升，才能夠獲得永恒的福祉。儒家所倡導的“義利之辨”、“為富不仁”，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念，已經成為現代挽救人類于危亡的必要警語。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其本質正如孟子當年所提示的:“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改革開放的用意，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然后回過頭來，幫助更多的同胞，共同過著小康的生活，并不是向西方資本主義看齊，走上他們那種為求滿足無限經濟欲望而強奪豪取的偏道。

　　儒家文化在法治之外還重視德治。儒家文化圈各國從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在經濟發展的道路已經證明儒家所倡導的“合理適應現世”——超越西方清教徒所奉行的“合理支配現世”，已引起全世界的矚目。

　　美國式管理，重視附加價值的工業產品在智慧財產權上面賺取厚利。中國式管理，重視地緣、血緣關系的橫向交流，由促進物資交易而獲得利益。前者很容易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后者才有可能互助互惠而彼此抬舉。合理不合理，并不是單方面可以認定的，必須雙方共同商量，甚至還要顧慮第三者的感受。中華民族“彼此、彼此”的交互主義，將在二十一世紀普受歡迎。美式合理主義，愈來愈行不通，和諧仁德的合理主義，才是未來的新趨勢。在這種日愈明顯的潮流中，大家逐漸覺察到中國式管理的必要性，是未來十分光明的可喜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