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毅 華東理工大學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的經濟學副教授肖耿在9月26日的“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短文，題為“中國企業資本回報率之謎”。大意是，反映市場經濟效率的基本指標—利潤在中國企業現有的會計、稅收及所有制環境下難以測準，故反映市場經濟經濟效率的另一個基本指標—資本回報率完全可能被企業經營者有意低估，即在股東的利益受到侵害同時，內部人控制機制完全可能得到強化。

　　我認同肖教授的觀點，但我不是有感于近年來大量的對股東和社會公眾利益的侵害的事實，因為一經媒體揭露，當事人就處于“千夫所指”狀態，故用不著我等來點評。我之所以與肖教授的觀點產生共鳴，是因為我長期以來持有的疑問：在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數據和資料支持的條件下，我們有何根據來判斷，某某企業獲取了競爭優勢？某某企業為最佳企業？某某企業是最具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是年度最優秀的企業家？

　　可能許多管理學者不會贊同我的疑問，因為他們堅信，“存在即合理”。他們堅信，與外國相比較，中國有很多特殊性，正是這些“優秀”企業和企業家在極為困難的處境中使所在的企業得到了發展，是極為可貴的企業家精神。我不否認“優秀”企業和企業家的“奮斗精神”，我也強調中國市場和產業的制度環境的特殊性，但我不能認同的是，在發展中可能靠侵害他人利益起家或發展的就是“優秀”企業和企業家。如果這也能算是“優秀”，那么是否可以說，只要有足夠大的膽量，流氓大亨均可以是“優秀”，則商業倫理何在？社會公理何在？如果作為一個管理學者不需要講是非而只顧及“輝煌”，那么是否可以說，管理學是一門毫無原則、毫無羞恥、毫無倫理的“三無學問”？

　　肖教授的文章實際上點到了中國現實社會中極為嚴重的“制度缺失”。即，至少在理論邏輯上，與全球化的經濟運行機制相對照，中國至今為止，在市場運行的微觀機制方面拿不出令世人信服的數據資料，來保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可獲得有效的保障。

　　由此看來，按照組織管理理論的解釋，中國企業獲取其“競爭優勢”的評判標準并不具備符合市場機制運行“公平、公正”的原則，因此不具備普世意義的合法性。

　　今天，在已經擁有較為強大的國力背景下，如果還不秉承“公正”原則，在不犧牲或者“盡量少犧牲(請原諒用這個詞)”投資者利益、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改進中國的投資和營運環境，而繼續熱衷于搞些“自說自話”的東西，那么再多的儒家、道家或“評優”也無法使我們在健康和諧的道路上奮進。

　　最后，在研究中國管理問題上，希望管理學人(我還是不愿用“家”)和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專家們好好合作，多研究些責任和規則，少扯些無原則的“圖解式優勢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