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敏

　　這些年，諸多出版社都在書業浪濤中起起伏伏，各領風騷兩三年。貝貝特不僅避免了同樣的厄運，還逐步在學術出版、藝術出版等領域形成了特有的風格，在資金鏈和選題鏈等方面積累了良性發展的基礎

　　“為了人與書的相遇的喜悅”，2006年，現任廣西師范大學北京貝貝特出版顧問有限公司藝術館主編陳凌云和同事們討論公司的口號，這句話完整地浮現在他的腦海中，“重點在‘喜悅’，但大家都覺得怪怪的”。后來，去掉“喜悅”，“為了人與書的相遇”作為口號，出現在貝貝特官方網頁、出版社社墻等各處。“這句話想表明什么意思呢？我感覺有些模糊，但隱約又覺得美好。作者、讀者和書，這三個才是交流的主體，而我們，是促成一種相遇，造就一種緣分吧。”陳凌云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創立于2000年的北京貝貝特，至今已出版了《退步集》、《袁氏當國》、《大歷史不會萎縮》、《讀史閱世六十年》、《從歷史看領導》等一批兼具人文特征和通俗視野的讀物。雖然出書量比不上許多規模龐大的出版社，但在短短七年之內，貝貝特積累的有形與無形財富卻讓人刮目。今年9月5日，“廣西師大出版社北京貝貝特舉行七周年司慶，驚動京城百余位各界名流。”北京萬圣書園總經理劉蘇里次日在博客中寫道。對此，主管北京貝貝特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劉瑞琳感慨萬千：“其中許多學者我們并無合作，但像劉蘇里所言，至少，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做什么。”

　　除了一些老牌出版社外，這些年，諸多出版社如遼寧教育、江蘇教育、河北教育等，都在書業浪濤中起起伏伏，各領風騷兩三年。貝貝特不僅避免了同樣的厄運，還逐步在學術出版、藝術出版等領域形成了特有的風格，在資金鏈和選題鏈等方面積累了良性發展的基礎。劉蘇里從2004年開始關注廣西師大，雖然他認為貝貝特仍需“不斷鍛造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他也相信，在學術出版方面，“它們努力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而對劉瑞琳，前景更為樂觀：“今年，感覺我們的工作整個都要展開了一樣，各方面都似乎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日積月累之間，人們發現，這已經是一個可以用“氣質”來品評的品牌。

　　簡單做人，認真做事

　　48位成員，構成了北京貝貝特目前的策劃編輯營銷團隊。“我們這些人都想做書、做高端的書，這就是大家的精神追求。要滿足這種精神需求，第一，要做喜歡做的書、喜歡的人的書。”劉瑞琳在評價這個團隊時說。

　　2001年5月陳凌云初入公司，當時“心情很好，因為能免費看書且拿工資”，仿佛一只書蟲找到了相宜的地方。在這個書蟲聚集的地方，2005年，他們一同化名“北貝”，編輯出版了一本《天哪，書！：45個國家80位漫畫家關于書的150個奇思妙想》。在這本精選世界80位漫畫家關于書的150幅作品的漫畫冊中，既能看到縱然成為蠟燭燃燒自己照亮眼前的書本亦不惜的書癡，也能看到將暢銷書當作“熱狗”買來的一般讀者，讀罷掩卷，依然能體會書中妙趣。

　　他們一起做了不少關于圖書的書，除了《天哪，書！》之外，還有書癡鐘芳鈴的《書天堂》，俄羅斯出版家綏青的《為書籍的一生》等。劉瑞琳說他們出版這些書的初衷，一是作為出版人的自身關切，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社會關注書本身”。

　　與北京貝貝特合作過的人，都會感覺到，這是一個和諧的團隊。“實際上滿足精神需求的另一方面是，你要喜歡自己的團隊。當大家的經濟目的都不是非常強的時候，環境不融洽或者團隊不好，就會導致平時工作不愉快。而每個人都需要為環境貢獻熱情。”新員工到來時，劉瑞琳總會提醒大家“一個人和一個單位相處，就像兩個人相處一樣，自己敞開心胸全力投入，對方才能敞開心懷接納你。”

　　有時候，這群人甚至讓你覺得，他們是一體的，所有的愛書人是一體的。無論向誰提出的要求，周圍人都在了解著，回應著。近期北京地壇書市期間，愛書的編輯們還告知在上海同樣愛書的朋友，不辭辛勞，代人購買所需書籍。這也是，“為了書與人的相遇”。

　　這種穩固的情況和相投的志趣讓陳凌云覺得，“我們在北京和平里一個很安靜的大院的一幢小樓里安心做書，感覺會一直這樣做下去吧。”

　　為真正的讀書人做地道的好書

　　人文館、學術館、藝術館、生活館、博識館、旅游館，構成了貝貝特如今六翼齊飛的局面。“這是基于長遠的考慮，出版社要有自己的架構，要有主打方向。”2003年10月，劉瑞琳根據貝貝特的現有資源，加以理想化想象，“要有針對高品位文化書店的圖書，要針對全國藝術類書店聯合體的圖書，作為大學出版社還一定要做學術書，為了讓大賣場重視，還必須出版大眾圖書”，初設人文、學術、藝術、生活四館。

　　而作為出版者，北京貝貝特也一直在設想，如何將最高端的思想文化學術轉化成比較普及的形式，讓大眾接受。2004年1月，博識館誕生了，主攻高品位的通俗讀物。2006年，著名的法國米其林公司找到北京貝貝特，希望聯合出版旅游類書籍，正巧北京貝貝特依然想擴大其在大賣場的影響力。于是，旅游館誕生了。

　　相應地，編輯力量也要隨之調整。出版專業化，在國際上已具有相當共識，但劉瑞琳改革初期，卻遭遇不少問題。“有些人理解不了，因為他覺得，我做書的興趣很廣泛，讓我做某類書，太受限制了。”而劉瑞琳的回答是，單就藝術館而言，領域有多寬廣？如果能在藝術領域做成全國一流的編輯，就太了不起了！

　　“培養專業人才，是很重要的考慮。如果不分類，每個領域都能涉及，但每個領域都不專業。編輯分化，關注點比較集中，每個人的特長、思考問題的方式、角度才會顯露出來。”在貝貝特的考核機制上，也向文化積累傾斜。“事實上你很難相信，我們的編輯沒有經濟指標的考核。”劉瑞琳考慮到高端書的特征，也考慮到年輕編輯無法獲得非常好的資源，“必須要給予充分時間，讓大家充分適應。”

　　但在這個集體中，壓力是無形的。48個人組成的小集體促成競爭和團結之間的平衡，“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不重要了，或者邊緣化了，很難待得住。”

　　用最好的書掙錢

　　在出版改革的歷程中，劉瑞琳也看多了出版公司的盛衰故事。七年前，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像許多教育類出版社一樣，在教材教輔市場上積累了一定資金，又抱著一種出版人的人文理想，來這里尋夢。此時，遼寧教育出版社已隨著1997年開始相繼出版的《新世紀萬有文庫》聲名鵲起，更多的出版社躍躍欲試。

　　創立初期，北京貝貝特就采用了一種非常市場化的形式，劉瑞琳稱它既具有“體制內的穩定性”，又具有“體制外的靈活性”。貝貝特獨立經營、獨立發展，與母公司的關系完全是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相對于打游擊戰的民營小公司，它有固定的東家，可以創立自己的品牌；相對于傳統出版社，它沒有負擔、累贅，墨守成規的模式。

　　“如果我覺得要快，拿到某個選題，我會立即召集大家開會討論，不必像很多出版社那樣走很多程序。有人說，北京貝貝特是北京的出版社中選題決策最快的。”劉瑞琳有點得意地說，但一會，她又警醒自己：“企業要長久，要有規范，要有秩序，要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特別隨意。”

　　出版高端圖書的貝貝特，一直在用自己創造的效益養活自己。在公司內部有三句口號，企業文化上，“簡單做人，認真做事”；出書上，“為真正的讀書人做地道的好書”，經營理念上，“用最好的書掙錢”。出版需要積累，畢竟無法用某幾本書樹立一個品牌，對于貝貝特，時間還短，“Be Better”始終是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