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是一種個人責任的經濟，一種從強調倫理道德的農業經濟，上升到強調規則與權利等“神性”的法治經濟。

　　文/姜汝祥 北京錫恩咨詢公司總裁

　　觀念的落后往往比外在的技術落后更可怕。

　　想想吧，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了二十多年，我們每一個人都從中獲得了好處，都在物質上享受著市場經濟帶給我們的利益，但我們每一個人擁有多少市場經濟精神？又有多少人在責任與感恩的層面改造自我?如果我們把賺錢等同于市場經濟，那么,我覺得這可能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荒謬。

　　服從個人是奴性，服從規則才是美德

　　在很多中國公司大力提倡

　　大家都知道，在基督教中，人生而有罪，所以要相信制度而不要相信人。而制度的背后又是什么？并不是所有制度都是合理的，合理的制度是那些符合規律的“約定”。

　　當基督教說人是不可以被相信的，只有“約定”制度才可信，這個約定并不是隨便制定的，而是人與上帝之約，只有神才能提供值得依賴的符合規律之約！“上帝之約”要說的是，不要相信與“人間英雄”的約定，無論這個人多么偉大，而要相信超越人間英雄的“神性”原則與規律。由此，西方社會就獲得了一個支點，一個與市場經濟組織相一致的個人主義既有個人選擇的尊嚴，又有遵守“約定”的組織人格,這就是現代市場經濟精神的起源。

　　由此我們發現，市場經濟的財富積累與競爭并不是道德倫理層面的對或錯，也并不依靠人與人之間的好惡決定。市場經濟的財富積累與競爭是“神性”層面的對或錯,以原則或規律決定。亞當·斯密關于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時會通過競爭本身的結構因素促使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理論,事實上只不過是從經濟學上證明了神性的存在這個“競爭本身的結構因素”，就是自由競爭、公平交換，就是不依賴于任何人的規律。

　　“神一般偉大的規律性”，就是“神性”。

　　柏拉圖說過：“若神不在，一切皆無。”當我們講“神性”的時候，無非是在說，這個社會存在著一些不言自明的原則，存在著萬物均不可違背的規律。所謂時勢造英雄是也！我們每個人的成功，從根本上講，不過是對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遵守過程——沒有了內心深處對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遵守，我們還有什么？

　　所以，我們每個人內心對人類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追求既是我們奮斗的動力，也是我們苦難的來源。我們之所以痛苦，因為我們是人，是人就會犯錯，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永遠正確，永遠不錯。所有的成功都是對規律遵從的結果。

　　中國式自由的兩個極端

　　正是在規則這一點上，就與中國式自由產生了悖論。

　　中國式的自由往往與規則是相反的，因為中國式的自由是兩個極端的自由。其中一個極端是“水滸式”或“孫悟空式”的自由，是破壞規則、找規則漏洞的自由。在這種自由下，我們崇尚的英雄，自然大多也是水滸式的——在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幟下，以江湖義氣代替人文規則，在對仇家報復的時候，“連殺一十三口”、在大街上“殺人如麻”，同樣是英雄壯舉。

　　中國式自由的另一個極端則是“自我修煉”式自由。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尋求解脫，尋求生命的意義，在這種超越于現世追求完美的心態下，要么是一事無成墮落為“憤怒青年”，要么是大徹大悟成為先知不問世事。

　　為什么會這樣？源頭在于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文化。這種文化最大的問題在于“農民沒有原則”。我們想想，農業要受到天氣的影響，農民就被天氣擺布，看天吃飯、聽天由命、被天氣擺布的人怎么會有原則？沒有原則，所以就認為“有用就是好的，沒用就是不好的”。這就是中國文化中權謀文化、實用主義文化的起源。

　　農業文化的另一特點是“農民天生喜歡多元化”。農業既然受天氣的影響，那么，靠天吃飯，靠不住怎么辦？所以，就要兼業——不僅要種糧，還要抽空打獵，還要哺養牲畜，還要學會手工編織，甚至還要學會做些糧食深加工，如做些食品去賣之類。結果是什么都會，但又都只會一點，沒有真正的專注與專業。這就是中國文化中多元化思想與中庸辯證法思想的源頭。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中國

　　歷史和文化從來都不是罪惡或寶藏，歷史和文化是我們腳下的土地。在中國目前所進行這場工業革命中，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不能給我們提供足夠的動力，但我們可以擁抱世界一切優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來塑造新的文化。

　　如何擁抱？我們不要像一百多年前的先輩一樣，搞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了。不要以為買來洋槍洋炮，就可以解決問題。不要以為中國的問題，無非是炮不堅、船不利的問題，不要以為西洋的強大，無非是有些奇巧淫技而已。我們應當懂得，我“中華帝國”在最近幾百年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是體制性的落后，是思維邏輯方式的落后。

　　如何行動？從學習榜樣開始。全世界最賺錢的公司，絕大多數是那些正直、誠信、講規則的公司，像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