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瑞 茍歡迎

　　想要透徹理解福萊特的管理思想，就離不開對她的政治哲學觀的準確把握。福萊特的政治哲學，實際上是在整合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基礎上，對人類問題進行全面思考的結晶。她曾經說過：“我想我們不應對我們遇到的任何問題進行單一學科的思考，我認為我們沒有單一的心理上、道德上和經濟上的問題，我們只有人類問題，這問題含有心理、道德、經濟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得益于這樣一種多學科的思維方式，福萊特形成了具有她本人風格的政治哲學觀。在福萊特的政治哲學觀中有一個基本點，那就是時刻關注人本身，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本目標。

　　福萊特政治哲學的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新國家》。在這本給她帶來政治哲學家國際聲譽的著作中，福萊特首先將富有創造性的人放置在集體環境中，時刻不偏離這一中心；其次，從縱向維度出發，對人類的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主流政治哲學觀點進行點評，并在批判前人不足之處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最后，從橫向角度出發，在考慮一戰的大背景下，立足美國，放眼全球，提出世界國家的設想。

　　雖然在福萊特的政治哲學中個人是居于首要位置的，但應該指出的是，這里的個人不是自由主義視閾里的獨立自主的行為人，而是要承擔集體責任的義務人。福萊特始終將如何實現人與生俱來的潛能作為自己奮斗的目標，但在她的政治哲學觀中，占主要位置的人卻被限制于集體的層層約束之中。“個人優先”和“集體至上”這一對看來是個悖論的命題，是解讀福萊特政治哲學的關鍵。

　　對“民主”謬誤的批判

　　福萊特對自啟蒙運動以來日益彰顯的以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資產階級主流政治觀進行了提綱挈領式的點評，著重指出以代議制為核心的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重大弊端。這些弊端主要體現在越俎代庖的政黨政治、群眾心理學、沒有活力的聯邦制等幾個方面。眾所周知，在西方近代史上，在20世紀之前，自由主義思想在反封建、反中世紀神學禁錮方面極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并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經濟領域，最能體現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依據亞當·斯密的理論，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政府的職能被壓縮到被動的守夜人角色。在政治領域，《人權宣言》、《權利法案》、《獨立宣言》等這些被人類社會普遍予以承認的綱領性文件建構了嶄新的國家。在這些新的國家里，從憲法層面上通過承認個人權利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優先性、承認社會契約論的價值正當性，確立了以代議制作為組成政府的基本方式，并進一步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權力監督體制。

　　然而，事物都有兩面性，就在自由主義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勝利的同時，它的缺點也逐步凸顯出來。福萊特在她的《新國家》中，對這些缺點進行了深入的批評。她認為，雖然自由主義本身所強調的理性方式和意志自由、個人權利至上值得肯定，但是自由主義在“彰顯自我”的路上走的太遠了，以至出現了斯賓塞等人所提出的“適者生存”式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經濟領域倡導“大魚吃小魚”的叢林法則，在國際政治領域鼓吹“強權即公理”的強盜法則，這是福萊特不能接受的。更加嚴重的是，這種走過了頭的自由主義導致社會上出現了原子式的個人，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被斬斷，離開了集體的人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內心日益孤獨，公民意識也日漸淡薄。福萊特對這種使人格力量日益萎縮的社會弊病發出了尖銳的批判。她的矛頭直指作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基石的代議制，認為代議制是社會弊端的根源，而作為支撐代議制的社會契約論當然也難辭其咎。

　　在福萊特的分析中，代議制的最大弊端是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它會成為政黨政治的犧牲品。在投票箱出現的地方，公民親身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就被無形剝奪了。一旦選出領導人，投票人就被撇在一邊了，政府的官僚機器就會自行運轉，公民參與政治的范圍被代議制限定在投票環節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的權力結構是縱向的，它以自上而下的等級官僚制形態出現，面對國家機器這個利維坦式的怪物，個人自然是無力的。也就是說，在“主權在民”的偉大理念下，名義上擁有自主權利的公民，按照“統治要征得被統治者的同意”的社會契約論原則，通過權利“讓渡”的方式，實質上卻剝奪了自己的權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萊特提出用“權力同在”取代“權力統治”。公民的權力不能通過“讓渡”的方式被剝奪，所以，傳統意義上的基于代議制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那么，如何建構一個積極有效的民主國家，重塑公民精神就成了福萊特關注的焦點。

　　強大的聯合力量

　　在福萊特的思想中，政治哲學的理論框架必須圍繞人本身來建構。而要真正實現“以人為本”，需要從人的交往中尋找路徑。福萊特的思路是，借助集體組織的力量來重塑新時代的公民精神，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首先，她強調，聯系作為人類社會最為普遍的一種現象，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即使是隱居的雅士，也要在思想層面上與人類千百年積淀的精神文化相聯系。其次，聯系還是一種能帶來改變的積極因素。在聯系的哲學思維里，一個人的行為作用于其他人或外部環境，都會帶來一些新的變化，而這種新的變化就有可能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借助于這種力量就有可能實現創造性的改進。這種基于組織成員之間不斷接觸、交往而帶來整個管理環境變遷的觀點，構成了福萊特政治哲學的起點——以動態的觀點來看待組織，以開放的胸襟來與人合作，將思維方式由“適者生存”的對立競爭扭轉到創造性的“融合統一”上來。

　　福萊特敏銳地認識到，只有通過集體組織中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個人才能擺脫原子式孤立的處境，才能在與他人共同致力于一項事業的情感中培養公共精神，豐富自己的人生、釋放被壓抑的潛能。她很注意對集體組織運作過程的研究，認為每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之中，通過腳踏實地的一點一滴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才能最終獲得管理自身事務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內在品質。真正的民主存在于組織生活之中，只有在組織提供的舞臺上，個人的才華才能得到開發。極端個人主義帶來的決不是大眾民主，而是少數人的獨裁和大多數人的被奴役。再進一步，福萊特對“集體心理學”和“群眾心理學”進行了有創意的區分。融合的整體才是集體，原子狀的集合不過是群眾。在“群眾”狀態下，會產生“人多勢眾”的非正義行為，即“多數暴政”，其實質是憑借人數上的優勢來壓制少數人。一麻袋土豆還是土豆，不過是量上的積累罷了，本質絲毫沒有改變。“群眾”雖然人數很多，但大家相互之間彼此隔絕，缺乏聯系所能帶來的變化，所以沒有建設性的力量。真正的建設性力量，是在融合形成的集體之中。

　　民主的訓練

　　福萊特對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她一生致力于研究“是什么使我們最具有人性”這一涉及終極關懷的問題。她按照自己所信仰的集體原則，提出了關于民主的一種新概念：“民主是一種從人發展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民主利用每一個人，把所有的人在多成員的社會中交織在一起，而使個人的不完整性得以補足，而這個多成員的社會生活才是真正的上帝的顯現。”(《新國家》)雷恩評價道：“對福萊特來說，民主是一種社會意識而不是個人主義的發展，她認為‘在現代政治理論中已沒有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政府理論’。新的和真正的民主，就是從小的臨近地段的團體開始，逐步發展成為一種地區團體、州團體、全國團體，以至成為國際性的‘意志’”(《管理思想的演變》)。概括地說，就是自下而上，從基層建構民主社會的堅實根基。福萊特受英國經驗主義的影響也比較大，她曾說：“世界性問題的解決，最終必然建立在人們在各個地方進行的、自覺努力解決關系問題的一點一點細小的經驗的基礎上。并且，這種嘗試在企業組織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進行得更為自覺、更為徹底。”

　　福萊特對民主的理解與法國偉大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十分契合。兩者都倡導通過團體生活釋放被壓抑的人性，反對社會出現千人一面、個人日益平庸化的趨勢。更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的是，她對于如何建構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方案，這就是民主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層面，更重要的是它應該扎根于公民的日常生活，我們需要在生活的具體過程中實踐民主的理念，因此福萊特極力提倡通過培訓來讓公民學習和運用民主。在這里引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由于福萊特對于集體組織所具有的功效具有極強的信心，所以她進一步建議把公民實踐民主精神的場所定在集體組織中。大到國際政治領域的外交斡旋、小到社區組織的日常協調，這些活動都是圍繞組織機構進行的。所以，人類通過在各個層面的組織生活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協調，齊心協力地共同完成組織目標，可以達到有效民主的目標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

　　具體來說，福萊特設計的“新國家”，以個人為邏輯起點。首先，在地方生活層面上，通過社區組織內部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形成內部人際關系網絡系統。在這個網絡系統內，組織成員通過與其他成員的共事來學習民主生活所要求的技巧，以及如何通過與其他人一起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奮斗來找到組織歸屬感和積極有力的公民精神。其次，走出單一社區組織的限制，通過尋求在組織與組織之間更大層面上的相互關聯性，將民主的生活方式進一步擴展。再次，把這種“集體民主”推向整個國家。在國家政治生活的層面上，以美國為例，福萊特指出應該重新調整美國的聯邦制，將聯邦制的目標定位為實現真正的集體主義，在這個大的國家中，每個州與其他州的聯合不只是表面上的一紙契約，更重要的是通過聯邦政府在全國各個聯系松散的州之間形成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有機共同體。最后，在整個世界上的各個主權國家之間，建立一個國際性的聯系緊密的、強有力的協調性組織，來培養整個人類彼此之間親密友愛、休戚與共的情感，促進整個人類的整體性進步，使世界走向融合統一。福萊特的政治哲學，歸宿于烏托邦式的世界大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