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冬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10月15日選擇在北京大學召開了成立大會。聯盟中出現了招商銀行、IBM、萬科、諾基亞、平安保險、思科、惠普、TCL、均瑤、南方報業等等人們耳熟能詳的企業。借北大校園，他們傳遞出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的濟世觀念。

　　社會責任、企業公民，這些詞匯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種論壇和媒體當中，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成立，則將企業的自律發展為有組織的自覺。一個企業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一個社會集群則可以形成改變世界的合力。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20余年間持續穩定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4.9%，遠遠超過1870年至1913年的2.6%的增長率，開創了被稱之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黃金時代”。

　　面對高速的經濟增長，西方有識之士已在關注企業與社區間的關系。1970年9月，諾貝爾獎得獎人、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刊登題為《商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的文章中寫到：“企業的一項、也是唯一的社會責任是在比賽規則范圍內增加利潤。”這時候，他已經強調，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第二目標，企業的第一目標是保證自己的生存。“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必須承擔社會義務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他們必須以不污染、不歧視、不從事欺騙性的廣告宣傳等方式來保護社會福利，他們必須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區及資助慈善組織，從而在改善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隨著企業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的市場主體，企業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基本力量。據統計，1995年全世界100大經濟體中就有51個是跨國公司，剩下的49個才是國家經濟體。

　　在企業的作用日益重要的情況下，企業行為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企業本身，而具有越來越強的社會外部性，從而，“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理論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從20世紀80年代掀起的環保運動到90年代至今的社會責任運動，企業的發展戰略已經和全社會乃至全球的福利聯系在了一起。

　　美國《財富》雜志最近作出一個判斷：“世紀管理大師”韋爾奇的時代過去了。對于韋爾奇時代的商業倫理，《財富》把他們歸納為7條規則：股東至上、大就是好、數一數二、成本控制、雇員排名、魅力CEO、崇尚力量。但人們遺憾地看到，股東至上的原則，最后變成了操縱收益、會計騙局、并購狂潮以及短視的投資，最終損害了股東的利益。

　　人們對于韋爾奇式商業倫理的反思也正是基于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訴求。

　　康德曾說過，“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對它們反復思考，它們所引起的敬畏和贊嘆就越是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高懸頭頂的燦爛星空和深據內心的道德法則”。

　　企業經營當然需要贏取利潤，但只有陽光的、經得起道德檢驗的利潤，才能給企業帶來人格上的光輝，贏得人們對企業的尊敬。我們已經看到高速成長的中國企業正在扮演更積極的社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