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管理之文化批判

　　崔文波

　　易學文化的根基VS. 科學

　　中國式管理的思想根基是什么？

　　曾仕強先生如是答：“中國式管理的源頭是《易經》。”曾仕強認為，“如果說中國人是《易經》民族，因而我們的管理行為主要的依據即為易理，那么有史以來，我們所奉行的便是‘大易’管理。”“大易管理，說起來就是運用《易經》的道理來管理。”

　　曾仕強在其充滿命理占卜之術、完全稱得上是易經研究心得的“管理學”著作中，把中華民族定位為《易經》民族，把中國式管理定位為大易管理，從而正式宣告將易學作為中國式管理的理論根基，把命理占卜之術納入了管理和決策的體系。更有甚者，對具體占卜的工具、占卜的要領，對六十四卦的變換和各爻的判讀，曾先生都做了煞有介事的系統介紹。……這對于生活在21世紀的中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如果這就是中國式管理的精髓，無疑是對人類自文藝復興以來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科學的漠視。面對曾仕強 “易理是智慧，科技不過是知識”的奇怪言論，我們也就不會那么訝異了。

　　但我們還是不禁要問，要思考：這樣中國式管理能夠幫助我們的企業在21世紀的、全球化的、信息時代的競爭中獲勝嗎？

　　科學的前身—哲學，在古希臘文中的意思就是“愛智慧”，它所代表的是人類對于“眾神統治下”的世界的最大的好奇、和人類終極的智慧；另一方面，現代科學的勃興始自文藝復興，也絕非偶然，與科學的興起相伴的，是宗教、人性、文藝甚至自由、民主思想等全方位的深刻覺醒。可以說，在經歷了無數學者孜孜終生的拓展之后，科學已然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它絕不僅僅是一種說明“蘋果為什么會落地”之類的知識，它還是一種精神、一種觀念、一種態度，是真正的人類智慧，有人甚至稱之為“科學宗教”。

　　曾仕強認為，現代人相信科學，卻不明白易學原來是科學的根。邏輯是這樣的：物理學最高深的理論，都在討論機率問題。易學使用硬幣來占卜，其實也是透過機率，來找出可能的答案。易學的出現顯然遠遠早于所謂的現代科學，所以易學是科學的根。這分明是“巧妙”利用邏輯這一技術手段，演繹現代版的古已有之!

　　在科學中固然有“上帝有時也會擲色子”之說，但那只是科學家們對未知科學的敬畏之詞，是無奈之時的自我解嘲。曾先生故意把數學上的概率論(科學)與易學、占星術之類(玄學)，混為一談，實在讓人費解。難道是學者曾錯誤低估了人民的智慧？不應該！

　　世俗的道德追求

　　在曾先生眼里，中國式管理既是管理，也是倫理，分為“利”、“樂”、“和”、“安”四個層次：“利”，代表的是經濟層次，企業追求利潤，就是完成這種經濟責任；“樂”，代表社會層次，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意思是在賺取利潤之外，使社會大眾樂于夠用其產品或勞務，并且重視消費者的權益，不致造成社會問題；“和”，代表的是政治層次，企業能夠造成和諧的效果，無論與同業、異業，都能夠和氣生財，不惡性競爭或壟斷市場，也不到處惹事生非，引起環保、公害的問題；“安”，代表的是文化層次，企業一方面對內求安，使同仁在安居樂業之際，同等重視安定與進步。

　　在曾先生看來，資本主義的思考層面到“和”為止，不再向上提升。而民生主義則在其上進一步提出了安的境界，因此中國式管理在道德追求上，要比資本主義來的高遠。

　　眾所周知，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有兩個德國人做出了相得益彰的解釋與說明：卡爾·馬克思從經濟發展與物質的角度出發，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解釋作了細致闡述，其代表作品就是眾所周知的《資本論》；幾乎與其同時代的馬克思·韋伯，則從精神角度出發，寫出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系統分析了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基督教信仰因素。

　　西方科學—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終極源頭要追溯到古希臘；今天遍布世界各個角落的學生們在學校里學習的現代科學體系，則確立于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真正發揮其影響力的大背景，與宗教改革密不可分。

　　新教倫理對其信徒個人生活的嚴苛約束、和它趨向于禁欲主義的訴求是違背人性的；另一方面，由于新教教義對于人類世俗生活的道德辯護，它對人類最初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培育發揮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新教倫理認為：第一，職業是神圣的，賺錢是神圣的。無論是德語的beruf(職業、天職)還是英文的calling(神召)，都包含了一定的宗教色彩。從此，日常的世俗活動具備了神圣的宗教意義，“上帝所應許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于是，不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不再有“士農工商”的貴賤分野，“每一種正統的職業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價值”，而履行世俗義務是上帝應許的惟一生存方式。第二，理性至上，沒有占卜，沒有魔力。第三，終生勞動+禁欲主義=資本積累。基督徒在塵世中唯一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服從上帝的圣誡—從事“神圣的”“職業”，努力通過世俗活動取得社會成就，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為信仰而勞動”，在勞動中獲得上帝恩寵的確實性，間接實現了馬克思預言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之—勞動成為人們的需要。終生勞動的結果必然導致財富的增加；而禁欲主義則限制了個人的物質消費。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不斷增加的財富最合理的出路就是投入再生產，從而再次為“天職”服務。這樣，馬克思筆下資本主義的奧秘—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便有了精神上的解釋和動力。其四，鼓勵奉獻一切，鼓勵一生的善行。美國新教循道宗/衛理公會創始人John Wesley說：“只有那些盡最大可能去賺錢、盡最大可能去節省金錢、最大限度將錢捐獻出去的人，上帝才會允許他賺最多的錢！”考察所有這一理念的身體力行者，大實業家兼大慈善家洛克菲勒的一生無疑是一個偉大的例證。而他對此的自白是：“我賺錢的才能是上帝賦予的……我之所以被上帝看中并受到特別優待，乃是上帝相信我會將所有錢財獻給上帝的偉業。”

　　“人生最要緊的，是當下。當下最重要的，是生活。而生活最可靠的，是人情。”“人活著，主要就是過生活。”反觀這些中國式管理自以為高遠的道德追求，相形之下，卻顯得格外低俗。

　　中國式管理所推崇的精神，并非商人所應具備的精神，并非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管理者的精神，而是官吏的精神、學者的精神，在一個儒教倫理占據統治地位的古代農業社會中，這樣的精神無疑會以其行之有效的“安人”作用而發揮功用、獲得垂青，但即使是對于重視商業、重視競爭、重視技術進步的工業時代而言，這種精神便已經顯示出了它的迂腐和過時，何況我們今天這樣一個被稱為是“后工業時代”的、知識爆炸的信息社會呢？

　　內耗的“情理法”藝術

　　中國式管理為了達到 “安人”的最終目的，鄭重其事地提出了“情理法體系”的概念。“當一個中國人有道理的時候，他喜歡講道理，而不提法律條文；當一個中國人覺得自己沒什么道理的時候，他就開始引用法律條文，企圖以合法來掩飾自己的無理或不合理；當一個中國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時候，他便胡亂罵人，想要以潑婦罵街的方式，來獲得同情或鄉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在情與理的范圍之內，曾仕強架構的中國式管理思想體系大致包括：①合理的陽奉陰違。“既不當叛逆，又不做奴才，那該怎樣辦呢？說起來相當可笑，合理地陽奉陰違，不就是中庸之道嗎？”②潛龍勿用。“中國人為人處事的第一要則，便是‘潛龍勿用’。”③在圓滿中分是非、維護面子。“由于中國社會特別重視倫理，大家從小生活在親疏有別、上下有差等的氣氛中，把‘合理的不公平’看得比‘不合理的公平’更重要”。④理解失信。“一般說來，西方人比較重視‘理性’的思考，他們習慣于‘依據是非來判斷’，而且接受‘對就是對，不對便不對’的二分法概念。……中國人的理想比較高遠，不能滿足于法律、契約和種種規定的束縛。”⑤反求諸己。“西方人向外求，以約束他人來防止自己上當；中國人向內求，拿小心來提防自己上當。”⑥留出灰色空間。“‘同時說出兩種相互矛盾的話’，使人找不到攻擊點，無法擊中要害。”⑦看人下菜碟。“上級不在場，盡量讓部屬表現；上司在場時，由自己來表現。”“有人對中國人這種看起來好像‘讓老板當好人，叫干部做惡人’的‘游戲規則’，感到相當厭惡。其實，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會覺得好處很多，值得推廣。”⑧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中國人注重會前和會后，會議本身，往往流于形式。”

　　遍察上述體系，可以看出，中國式管理所強調的，其實就是傳統的權謀之術，此道說白了，就是內耗的藝術。在所謂的“交互主義”的統率下，組織中的眾人發揮高度的智慧、耗費不菲的心力，心照不宣地玩兒著在外人看來眼花繚亂的互動游戲，將中國人的組織關系弄得越發復雜，一個很糟糕的結果，就是在總體上極大地提升了組織內部的交易成本。如曾仕強先生自己所承認的，“中國人的關系，可能是全人類當中，最為復雜的。”知道這種復雜性的存在，不思改進反而引以為榮，進而鼓吹推廣之，則組織成員的精力勢必耗費在無休無止的內部交易與博弈中，組織對外的奮斗與拓展反被淡化，則管理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曾先生所說的“安人”了。

　　“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一群中國人是條蟲。”當“中國式管理”津津樂道于中國人為人處事的藝術并引以為“管理真諦”時，是否也從另一個角度想過內耗的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