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羿

　　在中華文化面臨偉大復興、中國社會面臨歷史性轉折和中國企業面臨全球化挑戰的階段，建立在理性與科學基礎之上的中國當代管理學的構筑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盡管中國式管理提出的出發點，是為了中華文化的復興和中國管理的構筑，但由于掉入了諸多非理性陷阱，因此，不僅無力承擔相應的歷史使命，反而會阻礙中國企業現代化進程。

　　事實上，無論是亞洲“四小龍”的現代化之路、海外華商的成功，還是中國領先企業的制勝之道，都證明了中國式管理理論從根本上背離了現代管理實踐。中國式管理理論的構筑既不符合歷史發展潮流，更不具備現實意義。

　　我們必須走出中國式管理的陷阱，才有可能構筑真正具有世界意義的科學的中國管理體系。那么，中國式管理究竟落入了那些陷阱呢？

　　中國式管理陷阱之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盡管中國式管理經不起科學的推敲，但卻贏得了很多人的推崇，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式管理對中國人的分析非常到位，常常會引起人們的共鳴。看了中國式管理的分析，感覺自己的老板就是這樣管理的。比如有話不直說，讓員工自己揣摩“圣意”，公司中正直敢言的人往往并不順利……等等，這確實是中國社會的實情。雖然大多數人并不喜歡這種管理方式，但畢竟大家多為凡人，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在無奈之中，便也不得不表示對現實的屈服。于是便覺得中國式管理很高明。

　　事實上，中國式管理的邏輯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盡管現實中存在著大量的帶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管理行為，但是，中國式管理并沒有充分的論據證明這些管理行為一定是最有效的行為，就認為它們是合理的。在這樣一個錯誤的邏輯結論之下，中國式管理未加論證，又進一步得出這些管理行為在世界上是合理的之結論。顯然是一錯再錯，滑入虛無的深淵中去。

　　而事實上，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一定代表著時代的發展方向。中國式管理所推崇的管理方式，雖然廣泛存在于中國企業中，但并不是中國管理的主流，特別是并不代表中國管理的方向。

　　比如，中國式管理所推崇的“面子文化”，講出了中國人好面子的實情，很有道理。可是在管理中推行“面子文化”，卻與企業的績效需求相悖。無論如何好面子，在殘酷的現實中，也只能放下面子。海爾等企業就徹底拋棄了“面子文化”。盡管面子仍然是存在的，但在管理中，照顧面子也只能成為一種邊緣文化，而不是主流文化。

　　中國式管理陷阱之二：對西方文化與管理的簡單否定

　　中國式管理還存在著對西方文化與管理的簡單否定。而這種否定往往不是出于科學的分析，而是出于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

　　中國式管理認為，就管理的實務發展來看，日本式和美國式管理，都逐漸向中國式管理修正，這意味著21世紀即將成為中國式管理的世紀。這都是毫無根據的臆測。

　　關于中國式管理對西方文化與管理的簡單否定，我們在相關的文章中已經又具體的介紹。這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是中國企業現代化的毒藥。如果沿著中國式管理所設計的路徑走下去，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將是極大的災難。

　　中國式管理陷阱之三：“道”與“術”分離的悖論

　　“中國哲學加西方管理科學”是一個很能蠱惑人心的說法。作為中國式管理假說的前提，這種提法很能激發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自豪感。

　　然而，“中國哲學世界第一”不僅是一個無法成立的虛構，“中國哲學加西方管理科學”更是一樁強迫的婚姻。因為西方管理科學是建立在西方哲學的基礎之上的，抽掉西方哲學，就不存在西方管理。華為等中國企業在實踐中早就深刻地體會到，所謂“中國哲學加西方管理科學”，完全是一種與管理實踐相悖的假說，根本行不通。

　　華為所遭遇的困境，正是中國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引入西方成熟的管理模式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華為在實踐中認識到，結合中國現實的文化環境固然重要，但要實現管理的國際化，必須解決“道術合一”的問題。而要實現“道術合一”，就必須通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話，找到二者的相通之處。而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沒有無法逾越的鴻溝。因此，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問題。

　　中國式管理陷阱之四：對傳統文化的片面繼承

　　中國式管理打著復興中國文化的旗號，卻對中國文化本身存在著嚴重的曲解。事實上，中國式管理對儒家文化并非真正推崇。曾仕強先生曾說：“中國人不崇拜權威，好不容易才敬仰孔子；拿孔子的話來溝通，當然比較容易接受。……我們把孔子神化，實在有不得以的苦衷。只要對大家有利，繼續把自己的智慧加在孔子身上，未嘗不是一種有效的途徑。”

　　事實上，中國式管理連孔子思想的優秀部分都沒有繼承，更不要談在孔子的身上加上自己的智慧了。中國式管理沒有真正繼承中華文化的優秀部分，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式管理忽視了對堯舜禹之先賢時代文化精神的研究與繼承，而這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整個中國文化的真正源頭。后來的中國文化則逐漸偏離了先賢文化的優秀傳統。堯舜禹之先賢時代，不僅是一個信仰發達和非權謀文化的時代，而且與希伯萊文明具有內在的相通性。那是一個信仰高于道德的時代，正是因為有信仰的支撐，中華民族才孕育出偉大的道德。而儒家之后的中國文化，則逐漸遺棄信仰，并以蒼白的道德說教為文化的核心。儒家倫理是先賢時代倫理的繼承，具有與先賢時代同樣的道德高度。然而，中國文化的研究者幾乎都忽視了對一個關鍵問題的思考，那就是：為什么同樣的道德，在堯舜禹身上能夠實現，在贏政和劉邦以及后來無數的君王身上都實現不了呢？

　　第二，中國式管理在繼承《易經》與儒家思想時，由于缺乏科學的標準，出現了魚龍混雜，甚至是繼承了太多糟粕的現象。比如，中國式管理沒有繼承儒家坦蕩正直的君子風范，反而推崇察言觀色、表里不一的小人行徑。中國式管理沒有繼承《易經》的偉大哲理，反而繼承其占卜這樣的迷信行為。

　　凡此種種，均表明中國式管理在所謂“復興中華文化”之路上，已經走入相當嚴重的歧途。

　　中國式管理陷阱之五：主要概念和思想基礎缺乏邏輯與實證

　　第一，中國式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歷程”，不符合現代管理實際。

　　第二，中國式管理的思想基礎“交互主義”，沒有證據表明優于西方的“個人主義”。而且這有一提法是建立在對“個人主義”錯誤理解的基礎之上的。

　　第三，中國式管理的“三大主軸”：以人為主、因道結合、依理而變，都具有相當大的虛構性。

　　中國式管理陷阱之六：核心部分不符合現代企業績效要求

　　第一，關于組織形態。其實中國式管理所謂樹狀的組織，只是一種有趣的說法，并無真正的特別之處，其實質是一種管理風格，而并非真的是一種組織形態。所謂的樹狀組織的精神，諸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即“職位越高的人，權變的彈性越大，越不受法令的限制”、以及“因人設事“，即”按照組織成員的特性，來加以合理組織“等等，都不符合現代企業績效要求。

　　第二，關于計劃方式。中國式管理所說的“隨時調整的計劃方式”，更多的是為中國企業不重視戰略開脫。

　　第三，關于執行過程。中國式管理“無為的執行過程”，只是一種理想主義，不符合事實。在管理實踐中，是否“無為”取決于被執行某項具體任務的員工的狀態。

　　第四，關于考核手段。中國式管理的在考核中考慮每個人的面子的做法很難實現。特別是，中國式管理的“面子文化”還和老于世故聯系在一起。正如曾仕強先生所說，“希望在圓滿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則：第一，平時要以廣結善緣的態度，結識各種關系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時商請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時候，都不要隨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轉水轉，有一天發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場面；第三，要慎重考慮，自己需不需要加入某種黨派或勢力圈？”

　　第五，關于溝通技巧。中國式管理的“不明言”、“先說先死”、“會而不議”等明顯脫離現代企業管理實際，與現代企業的制度化管理，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第六，關于領導風格。中國式管理的領導風格一方面與權術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有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傾向。關于權術，中國式管理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規定中國人鞠躬，還不如把屋檐壓低，讓他自然非鞠躬不可。”關于領導風格，中國式管理推崇的“無為型”領導，在管理實踐中，只是領導風格的一種。要達到企業的績效目標，靠單一的領導風格是不夠的。

　　中國式管理陷阱之七：唯中國文化論

　　中國式管理對中國文化持全盤肯定，而對西方文化持全盤否定之態度。盡管中國式管理對中國文化的分析有很多精辟之處，但卻沒有絲毫的批判，而是抱守凡屬中國特色均為優秀的觀點；相反，對于西方文化，則不論青紅皂白，一律否定，民主也好、信仰也好、哲學也好，西方樣樣都不如中國。這種態度，無論如何都不能叫人信服。

　　全球化與信息化使中西文化融合成為當今獨特的文化現象。中西文化碰撞的結果，并不是西方文化吃掉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化吃掉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事實上使信息化時代的文化成為混沌文化。

　　混沌文化的提出與研究，對消除人類各文化之間的偏見，以及對全球化時代的管理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中國式管理的文化偏見，正是由于未能認識混沌文化現象。文化偏見導致了中國式管理的“中國哲學加西方管理科學”之假說。其立論前提是，西方發達的部分只是科學，在哲學、人文方面毫無可取之處。這無疑是十分荒唐的立論。

　　因此，中國式管理將“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之道，解釋為儒家文化與西方管理科學的結合。而無論是香港、臺灣、還是新加坡的文化，盡管都有儒家文化的痕跡，卻并不是簡單的儒家文化。韓國就更不待言了。東亞發達地區的文化顯然都是中西融合的產物，很難分清到底何為儒家文化、何為西方文化，而是東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及東西方宗教信仰的復雜交織，因此本質上是無邊界的混沌文化。

　　結語：中國式管理的根本困境

　　中國式管理歸根到底反映了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傳統價值體系崩潰，而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起來的迷茫。

　　而獨尊中國傳統文化，且對傳統文化片面繼承的中國式管理，在錯誤的文化取向下，使中國管理陷入了自欺欺人的現代化陷阱。

　　中國式管理引用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說：“如果人類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國的《易經》，應該是惟一的智慧寶典。”就算榮格真的說過此話，也只能代表他個人的觀點。

　　而事實上，世界公認的影響最大的書并不是《易經》，而是《圣經》。在《易經》中存在著很多糟粕，而《圣經》卻自始至終無可辯駁。

　　在中華文化復興方面，最被中國式管理所引用的事件就是：“1988年，76位諾貝爾獎得主共同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事實上，早就有參加過這次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會議者指出，這純粹是一個虛構，會上根本沒提到孔子的名字。

　　因此，中國式管理不過是新儒學的殘光在管理領域的反射。而新儒學在現代商業社會背景下，不僅缺乏效率功能，而且其道德教化功效也值得懷疑。

　　2005年，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學術委員鄭家棟，利用訪美機會前后申請6名“妻子”同往，構成犯罪。“鄭家棟現象”表面上似乎與儒學沒有直接的關系，好象純屬個人問題,但實際上暴露了新儒學的現實困境。

　　兩千年來，儒家一直通過個人修養追求“內圣外王”的境界。而實際上，連孔子也有“子見南子”事件，連朱熹也有緋聞。道德并不能使人真正成圣。

　　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才能達到道德的最高境界。以古圣先賢的標準來看，事實上當今世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存在道德淪喪、價值迷失的現象。

　　走不出道德的泥淖，是新儒學的困境；而走不出新儒學的陰影，是中國式管理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