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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企業局最新發布的《2005年浙江中小企業發展報告》披露，該省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的存活率不到五成
本報記者 宗新建 發自杭州
3月20日，杭州西湖邊的一個寫字樓，年輕的律師張瑞凡悠閑地站在窗口，遠眺桃紅柳
綠，還不時地呷一口龍井茶。
“我喜歡并習慣于這樣悠閑的生活。”張瑞凡對《第一財經日報》坦承，與父輩忙碌的商業生活相比，他過的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張瑞凡的父親是浙江湖州的一位企業家，其所經營的電器企業年銷售額達到上千萬元。為了維護與客戶之間的關系，父親每日都奔波在蘇浙滬之間。早在三年前，他就發出了讓兒子回湖州繼承家業的“邀請”，可兒子還是留在了杭州。
事實上，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與張氏父子有著相同經歷的大有人在。越來越多的民企“少帥”們，正以自己的“獨立奮斗”悄然拒絕父輩遞過來的財產“接力棒”。
“第一代”交班情切
2002年，張瑞凡畢業于杭州商學院法學專業。和班級里絕大多數同學一樣，他留在了杭州，并進了一家規模中等的律師事務所。
“那年，父親對我的選擇極為不滿，由于我是家中的獨子，按照他的設想，我應該選擇回湖州，從企業基層做起，直至最后掌管他的企業。”張瑞凡說，在留杭州和回湖州之間，他也曾有過艱難的選擇，可“最后還是被杭州的悠閑生活所吸引”。
“這幾年來，父親并沒有放棄讓我回去的想法。前些日子，還讓我回去做他的助理，并開出了月薪1萬元的‘高價’。”張瑞凡說，他最終還是放棄了這樣的誘惑，盡管目前他的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
和張瑞凡持同種心態的浙江民企“富二代”并不在少數。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曾提出“浙商的十大懸念”，其中第一條就是“浙商第一代接力棒交給誰？”
2004年，浙江大學城市學院設立了一個“創業人才孵化班”，即通常所說的“少帥班”。首批招募的30名有創業志向的本科生中，大多數人都有家族企業背景，且家庭資產在千萬元以上，但基本上都屬于中小企業，尤以溫州的民企居多。
“從第一年畢業的學生中來看，目前僅有一人在其父親的企業中扛起重擔，其余學生中尚未聽說有正式接班的；在讀學生中，也無人表示一畢業就將接手父輩的企業。”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商學院副院長王陸莊表示。
根據本報記者的不完全調查，目前在浙江的大型企業中，并不缺乏接班成功的案例——樓忠福之子樓明，已漸漸接掌浙江廣廈；魯冠球之子魯鼎偉，已出任萬向集團總裁；茅理翔之子茅忠群，更早已緊握方太集團帥印；鄭秀康兒女鄭萊毅、鄭萊莉，目前都已成為康奈集團能夠獨當一面的得力干將——但在浙江近36萬家民(私)營企業中，占比99%的中小民營企業卻多少都面臨著“富二代”接班的難題。
“目前在浙江的重量級企業中，并不存在接班難題，難的是浙江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由于普遍進入了中老年，這些企業的創始人讓‘第二代’接班的心情異常迫切。”王陸莊說。
為何拒接
《第一財經日報》最新獲得的一份由浙江本地媒體在省內發起的《浙江商人培育繼承人方式的調查》顯示，有37%的“富二代”表示希望能自己創立一番事業；45%的人認為目前還不具備接班的各項素質，不愿意接受其父輩的事業。
調查分析，“富二代”們不愿繼承家業的一個最大的原因是，這些資產達上百萬、上千萬元的企業目前仍處于創業階段，對他們的吸引力很小。
“我覺得我并不具備做生意的頭腦，經營那樣的企業，對我來說還很遙遠。況且，像父親那樣經營辛苦、利潤微薄的制造業，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我也根本沉不下心來。”張瑞凡說，他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周游全世界”。
另外一個接班難的原因是，老一代浙商也并不希望他們的兒女繼續吃他們那樣的苦。溫州華通機電集團總裁李成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目前，在溫州的一些中小企業家群體中，有很多人認為做生意是最苦的行當，他們“是決計不希望子女繼續吃這份苦的”。
“拿著幾百塊錢去做生意，站十幾個小時的火車，挨家挨戶地上門推銷。”李成文表示，這是很多民營企業創業時的狀態，即使到了現在，很多老板們依然夜不能寐，“每天工作超過15個小時是常事，哪有‘坐機關、吃皇糧’輕松啊！”
浙江省中小企業局最新發布的《2005年浙江中小企業發展報告》披露，該省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的存活率不到五成。報告顯示，2004年浙江每天約有240家民營企業注冊登記，但同時，每天也有130家企業注銷關閉，存活率僅為 45.83%。
“盡管已基本形成完善的企業制度，大型民營企業接班的第二代工作起來也并不輕松。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由于事必躬親，且行業多屬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相當激烈。沒有充分的準備，年輕人是不會輕易接班的。”李成文說。
尷尬的職業經理人
家族化傳承難以延續的情況下，浙江的民營企業開始探索引入職業經理人。
但尷尬的是，無論是政府的推動和企業的自主行為，在浙江一些家族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中，成效似乎并不是很明顯，甚至連空降的職業經理人最后還是因種種原因而黯然離開。曾一時引起轟動的溫州兩大財團——中瑞財團和中馳財團，重金聘請的兩名職業經理人都只在財團待了3個月左右的時間就悄悄離去。曾擔任中馳財團執行總裁的王紹庭此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完成原始積累后的溫州人很難放心把自己的資產、企業交給請來的人去經營管理。
溫州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認為，民營企業家對職業經理人的“難以放心”，除了企業家自身的素質以外，還與職業經理人市場的不健全以及優秀職業經理人缺失有關。
“父親也曾經想過請職業經理人來打理企業，但那么大的家業，他還是不放心，企業的生產、營銷和財務分別掌握在幾個親戚手中。”張瑞凡坦率地告訴記者。
李成文介紹說，在他所接觸的企業中，有一個年逾六十的企業家，由于子女不愿回來繼承家業，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職業經理人，企業正面臨著效益滑坡的尷尬。“等創業者年紀大了，結果只有兩個，要么被淘汰，要么把企業轉賣。”李成文說。
張瑞凡說，等父親真正老了，他也許會回去。“但我還沒有想好我該怎么做，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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