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雷

　　賈總是出了名的職場討厭鬼，不僅員工討厭他，同事討厭他，甚至老板也暗暗地討厭他。不過奇怪的是，他的職場生涯卻非常順利，雖然業績乏善可陳，但職位卻日漸看漲。

　　許多人都很奇怪，為什么只有“務虛”特長的賈總還能在公司混得下去？他最近擺弄的新玩意兒是“平衡計分卡”，一個被無數大學教授奉為管理圭臬卻在企業屢屢碰壁的玩意兒，雖然這套管理工具對企業的幫助非常有限，但這套理論讓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賈總有著不錯的學歷背景，

清華大學的MBA，本科也是畢業自名校，在民企也算出類拔萃的背景了。知識的匱乏常常會表現出對知識的過分崇敬和對高學歷的迷信，對公司老板而言，賈總的學歷背景是公司的一張很好的裝飾畫，賈總對老板而言最重要的功能，其實是“士大夫”的功能。

　　“士大夫”之說，要從企業文化的角度去尋找根源。大多數中國企業的文化——或者說宣導的文化——其實質是和中國文化的本源一脈相承的。歸根究底，就是朱熹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就是要泯滅個體的疆界，讓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導入公式化的公司管理之中。

　　所謂的中國式“敬業”(而不是“專業”)和團隊精神，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人倫觀念。中國文化中所存的“天理”，實際也就是人倫精神的體現，是讓每一個個體以“知天命”的方式，在人間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后把它當作是天賦命運一般地予以安守。

　　中國文化和中國企業文化的相同之處在于，他們都給個體安排的命運是“安身立命”。而這個“命”的執行方式，就是由每一個個體將自己納入“人倫”或 “集體”或“公司”這樣的關系中，并且在其中盡量保持“和合性”。

　　所謂的“和合性”，用中國

傳統文化的話語講，就是“克己復禮”，用現代的話語講，就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用公司的話語講，就是“團結協作”、“公司利益高于一切”。這是處處為他人而活的生存意向，在傳統時代，它要求的是“忠君”；在現代，它要求的是為集體事業的舍生；在公司，它要求的是“沒有任何借口”。

　　實際上，正是中國的這種傳統造就了士大夫“安天下”的動力。盡管這種文化也在歷史上起到過積極作用，但是，中國式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根本點只是為了“鎮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亂”，從歷史上的作用看來，它從未讓中國走向日本式的集體強化，只是徒然造成了每一個個體能力的大幅度被弱化。

　　但使得個體的被弱化，似乎是不少企業管理者從傳統文化中吸取來的“精華”，因為如此這般似乎更容易管理。正因為“天理”滅掉了個體的生機，因此，管理者能把個體當作是可以隨意安裝在任何一處的零件，而“天理”的邏輯正是無論安裝在哪里，反正都是為集體服務。

　　這種團結和諧的“天理”也似乎正在成為一些企業管理者的理想，他們希望每一位企業成員都在這樣的和合性關系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而賈總這樣的人，正是老板眼中幫助他們實現這樣的理想的最佳人選。

　　和士大夫的“厝天下之民于衽席之上”、“解民于倒懸”的政治理想相似，企業的士大夫也是政治掛帥。說政治掛帥可能還不夠，士大夫要做的還是政教掛帥。和西方企業只要求專業化的方式不同，中國企業往往對企業成員懷有“教化”的理想。這是一種奇怪的“政教混合體”，他們要求的不是西方式的專業主義的現代職業團體，而是思想大一統的類國家模式。

　　但這種理想顯然不是普通員工的理想。普通員工和中國歷朝歷代的老百姓的理想其實并無二致，他們追求的無非是“福祿壽”，這完全是一種身體化或者私利化的理想。“福”就是天倫之樂，休息休假的時間長點，以便照顧家庭；“祿”就是榮華富貴，再不抵也希望薪水待遇高一些；“壽”是長生，至少身體健康，不要為太繁重的工作所累。

　　無論是以前的國家統治者或者是現在的一些企業管理者，都似乎輕視這些人性的基本需求。這似乎也是管理者與員工之間思想的鴻溝，正類似于統治者與平民百姓之間的鴻溝。顯然，填平這樣的鴻溝，以前需要的是士大夫，現在需要的是賈總這樣的人物。

　　盡管企業員工幾乎個個都討厭企業的士大夫，但從“臺面”上的話語來說，卻又很難去反駁賈總。士大夫的使命是教化，這樣的理論邏輯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現在在企業界里，擔當起這樣教化的書籍和理論也是汗牛充棟，并且早已發展成了完整的體系和學科。滅人欲的夢想，也一直縈繞著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企業管理者，而從事這樣的工作，也正是賈總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士大夫以“安天下”自居，賈總們以“優化管理”、“推動企業管理變革”自居，這里的本質都是教化。士大夫們為天下之民找到的解決之道是“安身立命”，賈總們為企業員工找到的解決之道不外乎“平衡計分卡”、“績效考核系統”等花樣百出的管理工具。

　　在這里，它們和士大夫的“滅人欲”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結局也都類似，那就是規則一套，潛規則又是一套。插圖/蘇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