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瑞 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在現實生活中，“小人得志”是一種十分常見的現象。歷代統治者也常常把“近君子，遠小人”作為用人的基本準則。但是，“君子”總是十分稀缺，而“小人”卻總是屢見不鮮。“小人得志”是怎樣形成的，值得思考。 明太祖朱元璋嚴刑酷法懲治腐敗，往往得到后世的稱贊。他治理國家的功過得失暫且不論，最起碼算不上昏君。但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種嚴刑酷法帶來了什么。 朱元璋打擊貪官污吏，最有名的是明初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所謂空印案，是朱元璋發現地方官員到首都核定錢糧收支預案時，都要帶上蓋有騎縫印章的空白文書，遇到戶部駁回，隨即用空白文書改正。朱元璋懷疑其中有弊，處死了所有地方衙門在空白文書上簽字的官員和主印官員。所謂郭桓案，是朱元璋懷疑戶部侍郎郭桓貪贓，刑訊逼供，牽連到六部多數長官，幾乎把中央各部門侍郎以下一掃而光。當濫殺無辜引起普遍不滿時，朱元璋又處死了辦案人員以平民憤。所謂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是以謀反罪處理了一大批文武開國元勛。這幾次大獄，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捕風捉影，借題發揮，但也確實震懾了官吏隊伍，保證了吏治的清廉。 在嚴刑酷法的威脅下，官吏戰戰兢兢，惟恐身家不保。“嚴打”高潮時，官員上朝，先與家人訣別，晚上回來，則慶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洪武年間曾任右僉都御史（相當于現在的最高檢察院副院長）的嚴德岷，至宣德年間談起往事仍心有余悸，說：“先是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人們為了保命，不得不順從上意。好一點的官吏，提心吊膽，誠惶誠恐，凡事墨守成規，唯求避禍；阿諛奉承之流，則曲迎上意，看風使舵，甚至助紂為虐。“嚴打”的結果是士大夫的骨氣被一掃而光。朱元璋本意是要建造一支清白干凈的官吏隊伍，結果卻使身邊重用的人多數都是齷齪奸佞之人。 朱元璋的失誤，在于過分迷信刑法的威懾力。之所以迷信刑法，是出自“性惡”假設。而“君子”與“小人”的區分，同人性假設直接關聯。正是“性惡”假設，引導人們走向“小人”境界。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把“性惡”假設奉為圭臬，不可不辨。 中國很早就產生了人性假設的爭論。先秦的孔子主張“性相近”，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告子主張性無善無不善，公都子主張性有善有不善，爭論得一塌糊涂，誰也不能說服對方。后來的治理者，無非就是在這二者之間搞平衡。對于多數帝王而言，在現實中大都偏向于“性惡”假設。 朱元璋就是這種認識，在他眼里，“無官不貪”、“盡皆贓罪”。所以，除了以嚴刑酷法懲治外，別無他法。這一思路，實際上就是一種“你惡，我比你更惡”的威脅。這種威脅充其量只能壓抑惡，卻不能弘揚善。今天，還有不少學者強調，法治社會就是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上的。對于這種論調，我們暫不進行長篇大論的學術考究（這種考究在學術界已經有人做得相當深入），只強調一句——如果把法治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上，最終在理論上只會靠近韓非，在實踐上只會靠近秦始皇。 以“性惡論”來設計制度，處處離不了防范和制約。而任何制度體系，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旦把這種防范發揮到極端，最終的走向就是朱元璋處理“四大案”式的做法。因為“一放就惡”，小人囂張，只好嚴管；“一管就假”，小人得志，只得嚴上加嚴。稍有松弛，前功盡棄。黃鐘毀棄、瓦釜轟鳴的悲劇，只得重復上演。 “性惡論”導致小人得志的途徑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小人善于揣摩上意，你不相信任何人，我就跟著你的思路走。君子的一大特點是不會人云亦云，而小人的腦子則“進化”到了主人的寵物狀態。君主不相信其他人，但不能不相信自己。所以，對那些完全順從自己的，自然要另眼看待。當然，寵物有時也會討人嫌，但這種討嫌絕不是對抗。所以，小人往往就能進入“自己人”的圈子。而“君子不黨”，自然會被疏遠。其次，是小人多變，上面一變，這種人馬上就變，而且變起來面不改色心不跳。君子變起來相當困難，一般會堅守自己的信念。即使非小人非君子的常人，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總會遲疑或臉紅，小人則沒有這種心理障礙。這種揣摩功夫和善變行徑，歸根到底，是小人沒有底線約束。契訶夫的《變色龍》，就是這種人的寫照。在這種環境下，即使你還保持著某種善意，堅守著某種底線，最后也會被迫走到《一個小公務員之死》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除了向小人靠攏，沒有任何良策能改變自己的處境。常人為生活所迫，為壓力所屈，為外界所擾，為內心所苦，除非是歸隱山林，在不甘心抑或不情愿的無奈下，也都會多多少少沾染上一點小人習氣。 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小人催生了“性惡論”，還是“性惡論”培育了小人，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我們也暫且不討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性惡論”和小人得志是互相促成的。在管理學中，我們起碼應當認識到，沒有必要的信任和道德自律，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契約關系。正如《聯邦黨人文集》第55篇所言：“因為人類有某種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種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類本性中還有其他品質，證明某種尊重和信任是正確的。共和政體要比任何其他政體更加以這些品質的存在為先決條件。如果我們當中某些人的政治妒忌所描述的圖景與人類特性一模一樣，推論就是，人們沒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實行自治，只有專制政治的鎖鏈才能阻止他們互相殘殺。”那些想當然地認為西方的法治以“性惡論”為基礎的朋友，不妨認真讀讀《聯邦黨人文集》，你就會發現，對小人作惡的防范，恰恰建立在信譽、忠誠、德行和榮譽的基礎上。 管理者需要時刻牢記，如果堅持性惡論，那么，狡詐可以被理解為“智慧”，背信棄義可以被理解為“識時”，狼狽為奸可以看成是“雙贏”，掩耳盜鈴可以看成是“素質”。那些從古代智慧中尋找這種治人秘籍的所謂學者，恐怕需要猛省；那些在現實經營中以不信任作為管理前提的實干家，恐怕也得反思。 另外，還需指出，“性惡論”假設絕不能與“經濟人”假設劃等號。誠然，“經濟人”強調利己，但利己不等于性惡，這需要另文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