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國棟

　　“一個跨文化的經營團隊，就如同一隊全球商務圈里的旅行者，經常會面臨各種不同程度的文化及其沖突，譬如國家文化、地區文化、企業文化，甚至個人文化及其間的沖突，‘文化情商’可以幫助他們在復雜的全球商務地圖中找到方向。”日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NUS)管理學院年度校友聚會上，NUS管院院長柯理思(Christopher Earley)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說，當一個人的“文化情商”(Culture Quotient，簡稱CQ)發揮到極致，他就成了“變色龍”，能在全球商務地圖中游刃有余。

　　柯理思原是倫敦商學院組織行為學系主任，在美國和歐洲的商學院都曾任教，從去年6月開始到NUS管院擔任院長，對跨國團隊中的文化沖突既有理論上的研究，亦有實踐上的體驗。

　　當CQ達到峰值

　　柯理思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CQ的重要性。假設有一個剛剛完成并購的跨國管理團隊，要在一年的時間內實現某項全球戰略任務，這時，如果主要管理層的決策者都是低CQ人士，那么這個團隊想按計劃完成任務本身就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但當這支跨文化的管理團隊中出現‘變色龍’后，其整體效率將比單一文化團隊提高很多。”他補充說，“變色龍”是一種比喻，是指一種經常會被誤認為“當地人”的人，研究表明，僅有5%的管理者是“變色龍”，他們的CQ達到了峰值，“這類人在帶領整個團隊穿行于全球商務地圖時，可起到識途老馬的作用。”

　　在中國培養“亞洲商界領袖”

　　談完跨文化的理論研究心得，柯理思將興趣轉移到了他在跨文化管理上的實踐———在中國培養“亞洲領導人”。柯理思說，這是NUS的“中國戰略”。2006年7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正式成立了“中國戰略委員會”。“我們管理學院將繼續與‘中國戰略委員會’、各地校友以及上海辦事處的同仁合作，力拓中國市場，吸引更多中國商界精英加入NUS，為亞洲培養‘商界領導人’。”

　　他還透露，其目前正與

　　柯理思最后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他對跨文化管理的認識：“在新加坡，所有事情需要完全按規則進行；在倫敦商學院，也要遵循規則，但不是完完全全的遵循，可以根據人與事情做一些變化；而在中國，我也進行過文化沖突的研究，中國的游戲規則是，許多事情都由人來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