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 纓

　　戰國中期，上天賜予了秦國一次偉大的機會，發生了一場偉大的變革——商鞅變法。

　　司馬光當然不會錯過這次機會，《資治通鑒》當然不會落下這次記載。

　　但是，對于這一偉大事件的記載和評論，司馬光卻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沒有糾纏于對變法具體內容去做分析，也沒有對變法本身妄加評判。

　　面對歷史留下來的資料，他的敘述聚焦在三點：為什么會發生這場變法？變法的過程有多么艱難？變法名垂青史，但變法者最后為什么卻五馬分尸？

　　機會的降臨

　　公元前361年，秦國年僅21歲的國君渠梁即位了，他就是那位起用商鞅變法而把秦國推向強盛之路的秦孝公。

　　但此時，放眼黃河、崤山以東遼闊的地平線，大國仰馬嘶嘯、小國版圖裂變，年輕的君主怎么甘心！秦孝公不能坐視秦國蝸居西隅、為人鄙視。他仰慕自己的先輩——300年前爭霸春秋的秦穆公，他渴望實現父親秦獻公已經開始的東征計劃，他要把秦國重新帶上風云際會的政治舞臺。他向國中發出號召：“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寡人封他高官，給他土地。”

　　號令一出，正寄居魏國、胸懷抱負、潛心法家刑名之學的商鞅，及時地接收到了信息。他欣然啟程，向西入秦，托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推薦自己。當得見孝公后，交談仍然一波三折。談“帝道”，談“王道”，直聽得孝公犯瞌睡。于是商鞅最后轉向談“霸道”。對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細節，司馬光直接省去前兩道，只說了一句話：商鞅“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那些仁德教化太高遠了，秦國當下需要快速崛起！

　　過程的艱難

　　不過，商鞅變法在秦國還是準備了五六年才開始實施，變法措施也是分兩個步驟向下推行的。這已可見過程之艱難而謹慎了。司馬光敘述中的第一句話就是：“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

　　衛鞅就是商鞅。他在眾人的反對下對秦孝公說了這樣一段話：民眾不可與他們商議開創事業的計劃，而只能和他們分享成功的利益。談論至高德性的人與凡夫俗子是沒有共同語言的，要成就大業就不能去與眾人謀劃。所以圣賢之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拘泥和遵循舊的傳統——這后一句，正是商鞅變法的綱領：“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

　　堅決反對變法的士大夫甘龍卻爭辯說：不然，緣法而治，官吏熟悉規矩而百姓安定不亂。因為甘龍的政治信仰是：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

　　衛鞅反駁：常人安于舊俗，學者限于所知。這兩種人，讓他們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們探討老規矩之外開創大業的事情。聰明的人制定法規政策，愚笨的人只能因循而動；賢德的人因時更禮，無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說：“善！”叫停爭論。公元前359年29歲的商鞅被任命為左庶長，制定和推行變法。左庶長，就是將軍。既是官職，也是爵位，可以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甘龍在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執政時就是左庶長，如今商鞅來了，秦孝公將甘龍升為太師，左庶長之位給了商鞅，讓他掌控變法實權。

　　商鞅雖然握權在手，但仍然不能說明他就有了擺布大局的實力和威信。法令詳細制定出來后，商鞅并沒有立刻公布，而是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了一根長三丈的木桿，下令如果有人能把它移到北門，就賞給十金，后來又加到五十金。終于有人想嘗試一下了，便把木桿運到了北門，結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賞。這時，商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法令。

　　有學者研究，法令正式開始實施是在公元前356年。變法頒布一年后，數以千計的秦國百姓就紛紛來控訴新法。恰在此時太子也觸犯了法律。商鞅的態度十分堅決：“法之不行，自上犯下”。但畢竟不能對太子動刑，便對太子的老師公子虔施刑，在另一位老師公孫賈臉上刺字，以示懲戒。從此，秦人都小心翼翼地遵從法令了，法令實行的十多年里，秦國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百姓勇于為國作戰，不敢再行私斗，鄉野城鎮都得到了治理。

　　這時，那些議論過新法是制造麻煩的人也回過頭來說新法好了。但商鞅卻依然斷定：這都是些亂法刁民！于是居然把他們流放邊疆！以后就真沒有人再議論法令的是非了——從此，這位變革者表面上沒有了敵人，實質上也沒有了朋友。

　　變法堅持了18年。歷史的無情還是讓后人看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命嗚乎后，變法立刻遭到了致命的阻擊，商鞅本人在逃亡被捕遭斬殺后，更被車裂分尸，令人扼腕。

　　注定的夭折

　　商鞅變法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竟引來如此憤懣？

　　相比較而言，秦國是戰國時代最為銳意進取的國家。為了整肅社會秩序，它開始設置“縣”一級行政組織，并將人民嚴格編制，互相監督，犯法連坐。這大大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法令一貫到底。秦國奉行強本抑末的經濟政策，廢除舊有的“井田制”，打破土地疆界，獎勵農耕。凡致力于本業，能夠多多耕田織布、生產糧食布匹的人，免除他們的賦稅，反之則全家沒為國家的奴隸，這使秦國能夠快速地積累起財富。而在戰場上，鼓勵平民每個人都可以建功立業，去獲得上等爵位、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飾器物。王親國戚沒有獲得軍功的，就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秦國從底層培養起了國家的新生代勢力，從戰爭中收回了過去被周邊他國奪去的土地，并遷都咸陽，為后來更大規模的討伐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商鞅變法是那個時代時間最長，對舊制度、舊貴族勢力掃蕩最堅決的一次，這在東方六國望塵莫及。

　　但是當商鞅問趙良：你看我治理秦國，與當年秦穆公時期的百里奚相比，怎樣？趙良卻坦然回答：大家都唯唯諾諾，就讓我直言相告吧。百里奚原來是楚國的鄉野之人，穆公把他從卑賤的地位提拔到萬民之上。他在秦國相位六七年，曾討伐過鄭國，也為晉國扶立了國君，又救楚國于危難之中。這都是他干的大事。他勞累了也不乘車，炎熱的夏天也不打傘蓋。他在國中視察，從沒有前呼后擁的架勢，也不舞刀弄劍咄咄逼人。他死的時候，秦國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遵守喪禮。再來看看你，以結交主上的寵幸心腹為進身之途，待掌權執政后，就凌辱踐踏貴族大家，殘害百姓。弄得公孫賈刺面受刑，公子虔被迫閉門不出八九年。而你一出門，侍衛護衛，車甲尾隨，沒有保衛你絕不出行。《尚書》說：依仗仁德者昌盛，憑借暴力者滅亡。《詩經》說：得人心者興旺，失人心者滅亡。你做的這幾件事算不上以德服人，你在秦國獨斷專行，積蓄下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三長兩短，秦國用來逮捕你的罪名還會少嗎——不錯，商鞅制定的法律極為嚴酷，他曾經親臨渭河處決犯人，血流得河水都變紅了。但趙良的這番話沒有能夠勸阻商鞅，不到半年，商鞅就大難臨頭了。

　　甚至可以說，商鞅就是直接死在了自己全力推動的嚴刑峻法上——歷史，往往充滿了諷刺。

　　成功與悲劇

　　而對于商鞅變法，司馬光是這樣評價的：

　　信譽，是君主至高無上的法寶。國家靠人民來保衛，人民靠信譽來保衛。不講信譽，無法使人民服從；沒有人民，也無法維持國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騙天下，建立霸業者不欺騙四方鄰國……而商鞅可以說是過于刻薄了。處在戰國亂世，天下爾虞我詐、斗智斗力，那個時代尚且不能忘記要樹立信譽，收復人心，何況今日治理一統天下的當政者呢！

　　司馬光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信譽。由于在“富國強兵”的愿景目標上達到高度一致，秦孝公便以完全信任、充分授權和毫不動搖的支持，使得商鞅敢于放心大膽地作為，并相信自己是在為一個國家的成功做出努力和貢獻。這是國君在重臣的心中樹立“信譽”。商鞅知道自己是“空降兵”，變法將有多么困難。城門立柱，移木賞金，這是商鞅在百姓心中樹立“信譽”。最終，兩種“信譽”使上上下下取得了一致的價值認同。沒有這樣的“信譽”，變法怎么可能發生在秦國，而不是它處呢！戰國七雄而由秦國完成統一，商鞅變法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這是商鞅在做一件“正確的事”。

　　商鞅變法對于秦國的歷史是成功的，對于中國的歷史也是成功的，可對于商鞅本人卻是一場純粹的悲劇。

　　時代是“爾虞我詐”的亂世，商鞅更是“過于刻薄了”。以高壓的方式橫掃人心，兇險殘酷，為達目的不擇不顧，他終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一切事物都會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或許，這是商鞅幫助秦國進步和發達而不得不采取的強硬態度和手段，但是對于個人權威無限量地過高估計，自戀于功成名就，把民玩弄于股掌之中，而將“道義”完全踩碎在腳下，這一切正是對于“信譽”的濫用。秦國后來的發展登峰造極而又迅速崩潰，無不是受到從商鞅到李斯都篤信厲行苛政的影響。

　　“樹立信譽”，是為“收復人心”。但人心向背，不容褻瀆“信譽”。改革的成功與改革者個人的結局并不能完全劃等號。商鞅由“信”而“威”，由“威”而“霸”，由“霸”而“亡”。他的悲劇就在于不能真正地“把握自己”以“駕馭環境”，終至喪盡人心，而沒能“正確地做事”。

　　而事實上，對變革者而言，正確地做事，往往比做正確的事，更重要！

　　今人看商鞅變法，正如史家翦伯贊先生告訴我們的：“認識歷史不是為了說明歷史，而是為了改變歷史”。而改變歷史，在于我們能做出更明智的決策。管理

　　責任編輯：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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