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王 纓

　　上期談到三家分晉，借隨后魏國的發展情形，我們來看看一項事業的成敗。

　　春秋時期，雖有春秋五霸(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和越王勾踐)，卻都從硝煙中走過去了。春秋后期三家分晉，魏、趙、韓各世家實非等閑之輩，他們代表了當時由下而上崛起的一股社會新興勢力而躋身戰國七雄，與齊、楚、燕、秦抗衡爭鋒。

　　這時期但凡能走向強大的國家，必定是做到了經濟上求富、軍事上求強、政治上網羅人才大膽改革。可這不過是后人的眼光，身處那一時刻，誰又能料到哪些決策一定成功，哪些手段或閃失，就必定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呢？

　　其中魏國的事業盛衰，正系于君臣之交。司馬光把它從三晉中挑出來重墨記載，很是耐人尋味。

　　文侯尊賢

　　戰國之初，魏國曾無比強大。與趙籍、韓虔同時授封諸侯的魏斯，就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魏文侯。其實到公元前403年正式封侯時，他已經在自己的權位上干了22年了。這就難怪，從實力到魄力，無論國君還是天子，也都不能無視魏文侯及其他兩家的存在了。

　　成大事者，必有雄心或野心。現實中，野心常有，而胸懷不常有。但沒有胸懷，就承受不了挫折，也凝聚不起人心。魏文侯是魏國的開創者，事業正在上升追求之中，自然納賢若渴，需要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人才。

　　卜子夏，是孔子“七十二賢”之一。東漢經學家鄭玄就認為：“《論語》子夏撰”。卜子夏曾講學魏國西河(今山西河津)，授徒三百。吳起、田子方、李悝、段干木、公羊高等等，都曾是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魏文侯“問樂于子夏”，尊他為國師，一干人才，便盡收檐下。其中，段干木不為所動，終身不仕。魏文侯每次經過他的家門時都要手扶車軾，探身行禮；見到段干木后，攀談起來更是“立倦而不敢息”。段干木雖然不入宮廷，卻以儒師風范影響著魏文侯，而四方名流賢士則紛紛以文侯的大度灑脫，而匯集到了他的旗下。

　　然而納賢不過僅僅是個開始，真正難的，是尊賢。因為很多時候人們意識不到自己已經造成了對他人的傷害。魏文侯的成功恰恰還在于他懂得禮賢、尊賢。他做到了兩點：1. 善于聽取建議，也能夠開誠布公地交流；2. 一旦發現自己錯了，說改就改，轉變得很快。于是，說名流賢士也好，喚群臣幕僚也罷，能與他交往自如，也就能竭盡全力地輔佐他的事業。

　　一天，文侯與同樣尊為國師的田子方一起飲酒，他忽然說：“編鐘的音樂有些不對，左邊的音高了。”田子方微微一笑。文侯問：“你笑什么？”田子方說：“臣下聽說，國君要懂得任用樂官，而不必懂得樂音。現在您精通而審聽音樂，我恐怕您反而‘聾’于用人。”文侯頻頻點頭：“你說得對。”

　　文侯派大將樂羊去攻打中山國，拿下后，便把那片土地封給了自己的兒子魏擊，并得意地問眾幕僚：“我這個主子怎么樣？”大家紛紛贊譽：“好！仁君！”其中只有一個叫任座的直言：“不怎么樣，您得到了中山國，沒有封給您的弟弟，卻封給了兒子，這還算不上賢明。”魏文侯立刻臉色難看，任座見勢不妙，掉頭就走。接著，文侯又問翟璜，翟璜回答：“您是賢明的仁君。”文侯這回便問：“怎么說呢？”翟璜答道：“臣下聽說：君仁則臣直。剛才任座的話如此耿直，我由此知道您的確是一位仁君。”文侯一下就轉怒為喜，并且心領神會，讓翟璜趕緊去把任座再召回來，并親自下堂迎接，作為上客。

　　群臣拱衛

　　正是如此的君臣關系，也才使得李悝能在魏國施展才華，首開戰國時代的第一個“變法運動”。變法的第一條，就是廢除官爵世襲制，根據功勞和能力選拔官吏，這使魏國的新生勢力具有了強大的凝聚性。第二條是“盡地力之教”，幫助農民提高單畝糧食產量，并要求“治田勤謹”，以增加新生政權的田租收入。第三條是實行“平糴法”，通過平衡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來穩定小農經濟——這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再就是作《法經》六篇，它成為了戰國時代一部捍衛新型政權的法典。可以說，李悝的每一項措施都是要使新生的魏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

　　李悝與魏文侯最終成了心腹之交，文侯最機密的事情都要與他商量。一天，文侯問李悝(《資治通鑒》中稱李克)：“先生，您說過‘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我現在想從魏成和翟璜兩個人中選一個為相，您看他們倆誰更合適？”李悝不想隨意加以評論，文侯堅持問，而李悝也堅持不談，但卻告訴了文侯如何去觀察人。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也就是說：看一個人，平時你要看他跟什么人來往，富裕時你要看他如何分配自己的財富，顯赫時你要看他舉薦什么樣的人，窘困時你要看他決不做什么，貧賤時你要看他決不索取什么。李悝認為有這五條就足以提供對一個人的判斷，哪里還需要我李悝說什么呢。文侯聽后便說：“先生您請回吧，我已經選定了。”

　　后來，翟璜來跟李悝打聽文侯到底定了誰作國相，李悝回答：“魏成。”翟璜立刻火冒三丈，忿忿不平地說：“吳起、西門豹、樂羊、屈侯鮒，甚至您，都是我推薦的。我接觸、推薦的人難道還不行嗎？”李悝卻答道：“你把我介紹給國君，難道是為了結黨營私以謀求高官嗎？……我推斷是魏成，是因為魏成享有千鐘俸祿后，他把十分之九都拿出來結交外面的賢士，只留十分之一做家用，所以他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這三個人，國君都奉為了國師，而你所推薦的五個人，國君都只任用為臣屬。你怎么能跟魏成比呢！”翟璜聽了以后很慚愧，再三道歉說自己失禮了。

　　吳起，也是我們熟悉的人物，戰國初期一位卓越的軍事家。吳起善于用兵，也喜好功名。可他在魯國一打勝仗就遭到群臣嫉恨。聽說魏文侯賢明，他就前來投奔。文侯問李悝這人怎么樣，李悝說：“吳起貪婪好色，但他的用兵之道連齊國名將司馬穰苴也比不了。”于是，文侯任命吳起為大將，讓他去攻打秦國，吳起一舉拿下了五座城池。吳起帶兵，他可以和戰士穿一樣的衣服，一個鍋里吃飯；士兵患了毒瘡，他甚至可以親自用嘴去吸吮排毒，士兵們甘愿為他戰死。文侯使用了這樣的將領并任他為西河郡守，以抗拒秦國和韓國。而吳起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為文侯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如此君臣關系，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在于：每個人都有表現的機會和地方，而坦誠和公道，讓他們得以相互消除誤會，披肝瀝膽。

　　離心而衰

　　魏文侯去世后，太子魏擊即位，為魏武侯。國君年輕，國多疑難，老百姓心中揣揣不安，大臣們也不能齊心歸附了。

　　這時的國相是公叔痤，娶了公主為妻，權勢漸漸大了起來。他嫉恨吳起，他的仆人便給他出了個很餿的主意：“您去跟國君說，吳起是個杰出的賢能之人，但是我們國家小，我擔心他沒有長留之心。國君您何不作個試探，許諾把公主嫁給他。如果吳起不想久留，一定會辭謝的。然后，您再跟吳起一起回家來，故意讓公主發脾氣辱罵您，吳起見公主如此糟踐人，就一定會辭了這門婚姻。” 一切都設計好了。吳起并不知道這位公主就是公叔痤的妻子，他是個剛烈漢子，果然辭了婚事。而魏武侯也從此疑忌吳起，不再信任他了。吳起害怕遭到殺身之禍，就投奔了楚國——但在楚國幫助改革的過程中遭到了王親權貴們的迫害。

　　多年后，魏武侯去世，兒子魏罃在爭位中獲勝，稱魏惠王。雖然魏惠王注重發展經濟，并且從稱侯到稱王，但是魏國的國力實際上在慢慢消退。這一方面是由于戰爭的消耗，更重要的是魏國在人才使用上發生了重大失誤。

　　實際上，這時尚不名世的商鞅在魏國，就在公叔痤的門下做事。公叔痤深知他的才干，到了自己病重將不久于人世時，向魏惠王推薦了商鞅，說他“年雖少，有奇才”，可以把國家交予治理。魏惠王不語，公叔痤就說：“如果國君不采納我的建議，那就殺掉商鞅，絕不要讓他出了國境。”魏惠王沒把這當一回事，走了。公叔痤立刻把商鞅叫來，告訴他情形并說明自己必須“先君而后臣，讓惠王殺了你”。勸商鞅趕緊逃走。商鞅知道魏國有龐涓，自己不會被重用，但他分析：“國君不能聽從您的意見任用我，又怎么會聽從您的意見來殺我呢？”果然，惠王真的認為公叔痤是病入膏肓了，說話顛三倒四。于是，直到公叔痤死后，商鞅才托人把自己推薦給秦孝公，抒發了胸中富國強兵的計劃，孝公大喜，從此與鞅共商國家大事。

　　魏惠王就是重用了龐涓——一個心胸狹隘、嫉賢妒能的人，竟對師兄孫臏下了毒手。龐涓帶兵攻打趙國，齊國的田忌、孫臏以“圍魏救趙”之計重創魏軍；龐涓再攻韓國，還是田忌、孫臏率軍相救，用“增兵減灶”之計打敗了魏軍。龐涓最后拔劍自盡，到死也不悔恨當年自己加害孫臏的行為，反而說：“真讓這小子成名了！”而此時，秦國變法，國力日盛。商鞅親自帶兵來攻打魏國，大敗魏軍。魏惠王得知敗績，萬分吃驚和恐懼，只有獻出河西之地向秦求和，并嘆息：“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重在領導力

　　可嘆啊！魏武侯有猜忌之心而丟了吳起；魏惠王輕率從事而錯過了商鞅。公叔痤識才卻忌才，他確實也建立過戰功，但是排擠別人，圓滑而非真正盡心竭力，所以司馬遷寫了一筆：“公叔(痤)知其(鞅)賢，未及進。”司馬光一字不差地照書了。而龐涓心狠手辣，終使孫臏背離魏國并予以反擊。魏國這個時期的君臣關系實際是游離的，齷齪的。危害就在此——魏國再也沒有實力獨擋秦國了。

　　識才——用人，君臣交往，是如此地關乎事業成敗！

　　人們研究了幾千年，即使在今天西方管理中拿出了“人才測評”、“業績考核”、“關鍵指標分析”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也仍然難以解決一個“人心換人心”的問題。由此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儒家強調賢明的君主一定要對人才的品行了如指掌，要遍尋天下名流，關注他們的名聲；又要在使用中考察他們的行為，知道他們的優劣所在；而法家以韓非為代表，則強調君主要“法”、“勢”、“術”用于一身，完全具有駕馭臣下的能力，對奸臣尤其要酷罰。可以說，古今中外在識才、用人、君臣交往上已經形成了無數的學派和五花八門的“謀略”。這正說明，對識人的探索實在太重要，也太復雜，絕不能僅靠唯一的路徑和方法。

　　但有一點是走遍天下的，那就是為君者，必須自己先要有胸懷、視野，尤其是自省的魄力和容人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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