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松

　　故事一：曾經有位帝王凱旋歸來，全城載歌載舞，一時氣氛熱烈無比。帝王也陷于自我陶醉之中，這時候，駕車者輕輕的在其耳邊說：“一切都是虛幻，這些很快都將隨風飄散。”乃大悟。

　　故事二：在炮火隆隆的戰斗間隙，拿破侖和法學家、人文學者熱烈討論，他命令士兵們將這些專家、學者、詩人當成珍寶來保護。當這個科西嘉人被流放的時候，他頒布的法典仍在歐洲流傳。

　　物質的豐盛、榮譽的輝煌不過是久遠歷史長河的一粟，倒是時代進程中的思想如同天宇中的星星，具有重要的參照和紀念意義。

　　在西方產業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涌現出來了大量的管理學者，比如泰勒、法約爾、明茨伯格、德魯克��但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沒有一位中國的管理學家能夠進入世界管理學大師的殿堂，倒是有一批所謂的大師四處招搖。

　　眾所周知，企業如果要獲得持續有效發展，不能缺少三大平臺及互動，即：企業構成的操作平臺，媒介構成的理性平臺，大學、研究機構與咨詢公司等構成的思維平臺。中國的媒介就不用講了，真正做到理性建設性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大學也幾乎不用太去看，幾乎就是官僚衙門的代表。至于研究機構、咨詢公司，我也不無遺憾的指出：三十年引渡概念較多，炒作概念較多，真正提出自己思想、拿出自己主張的卻很少。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有財富增量的意義。我們不要過于高估了這三十年的分量。

　　當然，這只是我的觀點。去年年初，我參加李稻葵他們開的中國改革開放研討會，大家眾說紛紜，但總的意思是改革開放成就巨大；從去年到今年，浙江的吳曉波也相繼推出了《激蕩三十年》(上下冊)，就三十年的歷史進行梳理；而北大的何志毅先生更是提出，要建立企業發展歷史博物館……

　　這三十年的意義，當然也有，比如是對此前三十年拙劣統治的一種糾正，對中共發展歷史意義重大。但總的來說，要對中國這段發展歷史下結論還為時過早，畢竟，中國的管理學家、文學家、思想家還不能在全球范圍內獲得話語權。

　　身處管理行業多年，我深知，這些年中國的企業在向西方學習中收獲很大，但是也有很多困惑。事實上，有很多中國的問題是西方經典理論解釋不了的。當然，我并不認為是中國的管理學者無能，而是中國學術機制使然，尤為關鍵的，是中國經濟發展還沒有足以為學者提供提出先進管理理念的基礎支撐。我們知道，泰勒的科學管理是因為當時工業化生產的需要，斯隆的矩陣模式也是通用發展過程中的產物。

　　我曾經對中國那些名聲在外的企業下過一番功夫，我研究發現：與西方的很多企業相比，這些企業大半都有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差距。這也就自然導致：企業管理只需要沿襲西方曾經走過的路即可。我們可以看看，張朝陽、丁磊、袁岳們所謂全新的理念，不過是西方的翻版，他們就是靠著這個在中國獲得了成功。

　　中國總結出來的管理思想，什么時候能夠對世界各國產生重大借鑒意義？中國能否誕生偉大的管理學家？

　　這需要年頭，三十年畢竟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