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商，“魯商”與“齊商”之集合體。

　　濟南等地孕育了“魯商”，青島等地造就了“齊商”。“魯商”尊儒，近官上行；“齊商”面朝大海、開放外向，兼具道家風格。

　　海洋與內陸文化的交集、對沖，創生了一個注定充滿矛盾的商業群體。

　　謝揚林(記者)

　　拯救“山東第一民營企業”。

　　此時此刻，就在山東淄博，最具傳播廣度的商業事件當屬魯商集團重組ST萬杰。萬杰，曾有“山東第一民營企業”之稱，其快速衰敗的一大因由可追究為4年前替政府“背包袱”，接手了幾近破產的淄博鋼鐵，結果反而導致自身元氣大傷、氣數漸盡。

　　萬杰的創始人叫孫啟玉，從村辦企業起家，原本的主業是醫療。2003年3月，作為全國

人大代表的孫啟玉在北京參加兩會期間，萬杰所在地淄博博山區政府方面找他談話，希望接收陷入停產狀態的淄博鋼鐵。

　　孫啟玉從未想過介入鋼鐵行業，但他還是同意了。一則是替政府接“包袱”，二則是一種社會責任感的道義擔當。這位山東企業家在當地享有極高聲望，他仗義疏財，在萬杰

醫院所在地岜山村，村民戶戶都能住得起房、上得了學。

　　重義輕利、仗義疏財，更強的道義感，并且與政府有著普遍的微妙關系。

　　孫啟玉是魯商形象的真實投影嗎？

　　左手拿論語，右手拿算盤

　　如果以

漫畫的手筆刻畫魯商，那會是“左手拿論語，右手拿算盤”。

　　魯商先賢有兩個代表。一個是子貢，他是孔子的弟子，山東人，典型的儒家，雖然從商，“義”且“信”，孔子去世，別的弟子守靈3年，獨子貢復又3年。另一位是輔佐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齊國，隱姓埋名，在今天的山東定陶一帶做起生意。自稱“朱公”，人稱“陶朱公”，堅持“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自然規律，成為富甲一方的商賈。

　　陶朱公祖籍河南，在山東發家，成為富豪后，廣散其財，富而行其德，熱衷“公益事業”。“陶朱事業”后來竟成為商業的一種別稱。

　　孔孟文化對于魯商的影響，存留至今。入主萬杰的魯商集團董事長季緗綺在詮釋魯商集團使命時，其核心用詞就是“仁智合一、商行天下”。

　　皇明太陽能集團董事長黃鳴在博客上寫道：“成長在圣人故鄉的魯商，有幸得天獨厚地多受孔子思想精華的熏陶，并融會貫通于現代經濟發展，形成獨特的魯商精神。”

　　事實上，孔孟之道的“重農輕商”、“重義輕利”，壓抑了魯商的形成，尤其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后。清末時期，山東淄博周村的貿易以及濰縣(今濰坊)工業的興起，才讓魯商再次走上商業舞臺，那個時期，孔孟之道正承受著現代文明的激烈沖擊。商業巨子孟鴻升要算是當時魯商的典型，他于光緒19年(1893年)創辦瑞蚨祥綢布店，直到今天，還屹立在北京前門。他數次去鄒城認祖，卻屢次因違背祖訓，棄讀從商而被拒門外。

　　將孔孟文化與商業文化合而為一，并上升到理論高度的，并非山東人，而是一位遠離孔孟之鄉的日本人澀澤榮一。這位日本株式會社企業形式的創始人同樣是位左手拿論語，右手拿算盤的企業家，晚年潛心《論語》，1923年確立“論語算盤”說，以“義利合一”的思想，影響著幾代日本企業家。

　　“尊賢尚功”與“尊尊親親”

　　在山東，力諾集團董事長高元坤是位頗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家，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濟南市政協副主席。高元坤原是山東沂南玻璃廠廠長，后來去山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攻讀碩士，畢業后分配到山東省醫藥管理局。按他自己的說法，創業并非出于經商掙錢的沖動，在醫藥管理局的日子富足，沒想過去闖蕩江湖。可是有一天，沂南玻璃廠的一位老搭檔找到他，相告企業垮了，高元坤說自己受不了昔日職工沒有了飯碗，決心為大家找條路，這才有了從銀行貸款50萬元創業的舉動。

　　某種角度上來看，這也算是魯商“義利合一”的一種實踐。

　　山東有齊魯大地之說，春秋戰國時期，山東是齊國與魯國的轄地，齊強而魯弱，到今天，稱謂都是齊在前，魯在后。而在談及山東商人時，緣何稱之為“魯商”，而非“齊商”？

　　周討紂王，天下大定，分封諸侯，姜子牙領封齊地，就是今天淄博、濰坊及以東一帶，周公姬領封魯地，也就是今天曲阜泰安一帶。齊王問，如何治理魯國，魯王說，“尊尊而親親”；魯王問齊王，如何治理齊國，齊王的方略是，“尊賢而尚功”。

　　經商習氣，在齊國由來已久，位于臨淄的齊國故都博物館展示的齊國刀幣，見證著2000年前齊國的商業文明。陶朱公、子貢，皆出于齊，也是環境使然。

　　直至今日，齊魯之地依然透露著不同的商業文化。青島一帶的“齊地”更具海洋文明的外向經濟特質，而1904年開設商埠的濟南一帶，略顯保守。

　　青島的工業，有“五朵金花”之說，指的是海爾、海信、青啤、雙星和澳柯瑪，海爾的張瑞敏和海信的周厚健甚至成為了魯商的象征。

　　濟南也有“五朵金花”，輕騎、小鴨、渤海、濟百和金泰，除金泰外，其余4家國有市屬企業都早在1994年就改制成為了上市公司，領全國城市上市政策之潮流。可惜到了2003年，伴隨著金泰上市1年后就出現的巨額虧損，濟南的全部5家市屬企業集體沉淪為ST，在當時引發出不小的爭論。

　　兩幅迥然不同的畫面陳列于前，探尋新魯商，齊文化與魯文化的差異是不可不述的一筆。

　　政商與“招安”

　　直到今天，與浙商、晉商等商幫相比，魯商的群體認同感都稍遜一籌。不過，在儒商之外，他們仍具有明顯的共性，那就是更愿意與政府形成一種默契。

　　另一魯商大鱷要數山東鄒平魏橋創業集團董事長張士平，吳官正執政山東期間曾說，山東有兩張，東有張瑞敏，西有張士平。張士平將一家棉紡企業做成了數百億元的規模，利稅占據了鄒平財政收入的51%。張士平的崛起，與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的扶植關系密切。

　　諸多事例足以顯露魯商的政商關系，用無政不商來描述，并不為過，而魯商對政治與政途的關注，也表現得比其他商幫要濃厚。

　　現在，我們來戲說《水滸》，雖不嚴謹，但卻形象直白。梁山水泊位于山東之西，這家草根起家的“民營公司”人才輩出，108名干將經過了艱難的、殺富濟貧的初創期，好不容易創下基業。為首的“CEO”宋江便思起了與“國企”重組的念頭，并主動邀來昔日的競爭對手“大宋公司”前往考察，甚至不惜被低價估值，只為換取一個紅帽子的身份。結果，“梁山公司”被“大宋公司”重組后，隨即被安排去重組另一“民營企業家”方臘的“企業”，最終品牌消亡、灰飛煙滅。

　　正是山東地方政府的強勢，扶持了一批省內大公司。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山東民營力量的相對滯后。

　　山東財政學院教授王蔚認為：“山東商人大氣、勤奮、守信重義。但是魯商與政治的微妙關系則成為牽制其健康發展的軟肋。所謂關系的微妙，即他們窮困時惡官甚極，劫富濟貧的沖動于民間隨處可聞可見，而一旦飛黃騰達，又燃起近官親政的官僚氣焰，走向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在王蔚看來，這或許因為魯商只相信行政的權杖才是捍衛財富的唯一法寶，又源于魯商畏懼權貴的絕望感與宿命心理。而這折射出了山東人為商的不徹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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