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最底層的被管理者永遠處在卑微的位置，他們的欲望和想法是管理者也許永遠無法真正把握的；而了解與把握它，對于一個基層的管理者來說，又是必需的。

　　假如你是一名環境保護主義者，或者你的專業是職業健康安全，那么你一定知道貴嶼這個名詞。如果你從來沒注意過它，那么我建議你到網上搜索一下。前些日子參加一個新國際標準的注冊審核員學習，IECQ(國際電工委員會下屬的質量管理體系組織)編制的標準教材里，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惟一舉例的地名就是貴嶼。如今它的名氣已經絕對不在當年的日本水俁灣之下。

　　1956年，水俁灣附近出現了奇怪的自殺貓，隨后這種病癥在居民身上被發現。輕者癡呆、麻痹、手足變形，重者神經失常、身體彎弓高叫，直至死亡。這個轟動世界的“水俁病”的罪魁是建在當地的氮肥工廠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含汞(Hg)的催化劑，廢水排放后，汞在水中被水生物食用，轉化成了甲基汞(CH3Hg)。這種劇毒物質只要有挖耳勺的一半大小就可以致命。這曾是經濟發展導致環境污染的著名事例之一。

　　而在汕頭市潮陽區貴嶼鎮，因為電子垃圾的拆解全部是在沒有防護的條件下，采用極其原始的方法進行的，不僅環境受到了嚴重的污染，幾乎所有從業人員的健康已經受到了永久的傷害。最觸目驚心的例子是：從業者中的一些孕婦，分娩時羊水是綠色的，產下的是死嬰。

　　概括地說，水俁病是企業行為的結果，而貴嶼的今天則主要是由從業者為利益和無知所驅動的。我們無權責怪他們的無知，因為我們同樣也是剛剛獲悉這種行為的后果，為數很少的專家除外。甚至，在得知嚴重的后果之后，擺脫貧窮的誘惑仍然遠遠大于自身健康乃至生命受到傷害的恐懼—我曾經與一位電子垃圾處理的從業人員交談，為了一雙兒女不再忍受貧窮，他冷靜地做出犧牲自己的決定。

　　作為政府的基層行政單元，清代州縣的職責在《欽頒州縣事宜》中是這樣概括的：“一州縣所司，不外刑名錢谷。”《清史稿》則這樣描述：“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轉引自瞿同祖先生《清代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by T’ung-tsu Ch’u)籠統地說，州縣官的職責綜合了行政、公檢法、稅務、宗教管理等等，無所不包。明白了這點，我們就不難理解對1672年1月王氏被謀殺的案件，剡城知縣黃六鴻(他因寫作了《福惠全書》而被海外漢學家所熟知并頻繁引用)做出的判決。美國漢學家史景遷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 Jonathan D. Spnece)對這個案件的過程和背景作了詳細描述。

　　案件的偵破并不算太困難，雖然對于一名知縣而言，我們很難想象黃六鴻是如何獲得專業的偵查訓練的。王氏去年曾經與一名男子私奔，后來該男子拋棄了她，于是11月，她回到了歸昌集市外，也許是出于畏懼，躲在離家不遠的一處道觀。她的任姓丈夫(我們甚至無法得知他的名字)聞訊找到她時，與高姓鄰居發生口角和扭打。王氏跟著任，回到了家里。1月底的一個雪夜，任在床上掐死了王氏，并把她的尸體放在高的門口附近。第二天，任和他的父親正式起訴高和王氏有通奸關系并且謀殺了王氏。

　　按照法律，這樣的誣告應該判決任和他的父親死刑。但是黃知縣認為年逾古稀的任父對內情一無所知，而且如果處死任家惟一的兒子，任父將面臨香火斷絕的命運。其次，王氏確實曾經背叛了丈夫；再其次，口角時，高曾經打了任，這是不對的。所以黃知縣的判決是：任父無罪釋放，任被判重板杖打和長期戴枷，高支付王氏的墓地和安葬費用。黃知縣設想所有的人都會因判決而受到教育和撫慰：任在此后會羞辱地生活，有機會的話可以再婚以延續香火；高某則在將來不會因脾氣不好而打人；王氏被安葬，她的鬼魂得到安寧。

　　套用港式影視劇的口吻，黃知縣的判決屬于法外情，但也許這是當時所能找到的最好辦法了。我疑惑的是，任某殺妻的真正動機是什么？對于妻子背叛的惱恨？對于鄰居高某的忿怒？對于赤貧生活的無望？是否那個冬天的嚴寒也是謀殺的誘因？也許任某本人也無法說得清楚，更何況作為管理者的黃知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