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晉文公請隧看管理潛規則的消長

　　張華強

　　近日看到一則建設部“朝令夕改”的報道：先是出臺了一個限制建筑面積的顯規則，接著又拿出一個可以變通執行的方案，暗示了一種潛規則。不知這是誤傳還是確有其事，不過這使我想起了“晉文公請隧”的故事，原來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并不全是執行者的錯，也有某些“政策”暗示和誘導的作用，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管理中執行力扭曲的奧妙。

　　“隧”是天子靈柩通過墓道安葬的一種方法，所謂“請隧”就是請求按照天子的禮遇安排自己身后事。“晉文公請隧”的故事發生在我國的春秋時期，這時的周王室已逐漸喪失了對諸侯的實際控制能力，各大諸侯都有覬覦周室的野心，作為五霸之一的晉文公也不例外，所以他悍然“請隧”。這在等級制度非常嚴格的周代以前可不是一件小事，讓周襄王犯了難。經過一番權衡，周襄王硬著頭皮做出“不許請隧”的決定，但是攝于文公幫助他在郟邑復位的勢力，礙于“私德”，又對文公委婉地進行了一番解釋。那大意是說，我沒有同意你的請求是因為禮制“大章”不允許，但是你也可以看著辦，你“有地而隧焉，余安知之”，你有自己的勢力范圍，你按照你的請求那樣做了，我怎么能管得了，怎么能知道呢？于是他也就播下了執行力扭曲的“龍種”。

　　在管理實踐中，從周襄王的這種安撫方式中不難聽出弦外之音。如果說周襄王所謂的禮制“大章”相當于現代的政策與顯規則，那么他所暗示的“有地而隧”的變通就相當于對策或者潛規則了。這種對策竟不用執行者費心去想，“政策”的發布者自己就已經為執行者設計好了，由此可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發明權當屬周襄王。不過，當時頗有實力的晉文王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貿然行事，潛規則畢竟是不可張揚的，盡管那時候孔老夫子為“禮崩樂壞”而痛心疾首，但是道德底線畢竟還沒有被公然突破，所以周襄王的做法還有值得稱道之處。

　　用現在的話說，“有地而隧”就是在自己的勢力或者權力范圍內自行其事，既使有違“大章”也屬于自己的自主權，執政者既使知道了也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不過需要執行者自食其果。由此可以看出，“有地而隧”之類的對策的出現并不可怕，有時候把它挑明了也無妨，可怕的是拿這樣的潛規則招搖過市，反過來還要把帳記在“政策”上。

房地產商套取銀行貸款、廉價使用農民工、對腐敗進行贖買、權力入股，類似的對策做為潛規則的出現，在市場經濟中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把類似的對策當作“行規”和不行文的商業慣例，甚至公開把它拿出來為自己違背“大章”的行為進行抗辯，那么潛規則就成了顯規則，人們就不是在厭惡“對策”而是要懷疑“政策”了。在這里我們并不想指責大大小小晉文公們的有恃無恐，而是想指出他們的恃強凌弱是否得到了周襄王們確切的默許！

　　據說現在

執行力扭曲的勢力已經部分的進入了決策層面，那么“有地而隧”大行其道時，問題雖然出在執行層面，但根子卻在決策層，那或許正是決策層面暗示或者慫恿的潔果。這絕非危言聳聽，從“晉文公請隧”的故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一點，只不過在當今的環境下，類似周襄王的做法絲毫沒有值得稱道之處，反而欲蓋彌彰。

　　首先，決策者作出“不許請隧”的決定時顯示出做表面文章的無奈，就會使執行者產生姑且聽之的潛意識。據《國語.周語中》記載，周襄王在拒絕文公請隧時雖然講了百姓與政令的大道理，但講得更多的是小道理，例如不能“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意思是說，能否答應文公請隧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說了算，你爭這一點死生服飾的禮遇也沒有實際意義等等，總希望文公理解他這一番表面文章不能不做的苦衷。類似的“微言大意”如果發生在企業管理中，執行者當然心領神會，可以看出充分理解決策者沒有滿足自己提出的要求自有其苦衷，也只是暫時的迴避，自己完全可以相機行事。決策者如此表態，自己姑且聽之，不必當真。推而廣之，可以把決策者推出的政策都當作形式，都是在做表面文章。

　　其次、決策者原則上不讓步，實際上打馬虎的雙重標準，為潛規則的出籠留下了空子。襄王在拒絕文公請隧時表現出了一些凜然正氣，雖然堅持的是“正義”的標準，但是他又指出，文公你有自己的封地，你在自己的獨立王國按什么規則辦事，我怎么能知道？這是又一種糊弄人的標準，而且它吃起來香聞起來也不臭。在企業管理中這種雙重標準也常常存在著，如果決策者事先就有類似的表態，等于給執行者對策的出臺開了綠燈，而且它不再是事后的默認，而是事先的承諾，比執行者自己悟出的對策危害要大得多。

　　再次，暗示對策架空政策也可以有自己的理由，等于為潛規則浮出水面提出了可供選擇的理論依據。襄王拒絕文公請隧依據的是“前之大章”，但是他坦承“前之大章”也可以不執行，如果文公改了姓，自行“創制”，無需向周王室提出什么請求。這簡直就是在為對策怎樣行得通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案，剩下來的事情就是悉聽尊便。在企業管理中各種對策的出現當然也可以推出一套新說法，推出的新說法雖然不符合現有的“大章”，但是他可以利用其間價值觀的沖突，不把現有的“大章”放在眼里。潛規則與顯規則并行不悖，是非往往容易被顛倒。

　　春秋戰國之際，諸侯從“問鼎”到“請隧”，以至于將“挾天子以令諸侯”從潛規則變為公開的爭霸旗幟，不能不說是力量消長的結果。襄王在拒絕文公請隧之后，之所以要向文公作那么多的解釋，就是因為文公有相當的實力，而襄王自己已經有名無實，只有等著退出歷史舞臺的命運安排。企業決策者如果讓執行者居于了強勢地位，正確的決策得不到有效的執行，自己還不得不服從于潛規則，那還不如自己“讓賢”完事。反過來說，要想在企業管理中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僅僅抱怨執行者是不行的，必須從自身做起，使自己來一番“鷹的重生”。削除潛規則盛行的土壤，借鑒“晉文公請隧”的故事，強調以下幾點是必要的：

　　第一，決策者在做出某項決策時必須考慮其可行性問題，勇于承擔應盡的責任。周襄王拒絕晉文公請隧之后，是不管他怎樣做的，實際上也管不了，由他看著辦。這就頗像有些企業管理者的做法，怎么說是我的事，怎么做是你的事。把決策與執行截然分割開來，看起來是在堅持原則，實際上是在推卸責任。雖然企業經營所面臨的市場情況瞬息萬變，需要賦予執行者一定的隨機處置權，但是也不能把放權讓利、責任承包等等當做把責任推給下級的辦法。在管不了的情況下還不如及早將這部分資產讓渡出去，由它真正的主人自負其責。

　　第二、在守住道德底線的同時，對下級的執行狀況及時進行調控。文公“請隧”遭到襄王拒絕后之所以沒有堅持自己的要求，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認為自己還有道義上的責任，還不敢公然把自己的姓改掉。由此可見，決策者在企業管理中必須將基本的榮辱觀貫徹到底，不能說一套做一套。當然，在利益驅動下，僅僅靠道德底線的守護還是不夠的，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及時糾正各種違規的執行行為，否則就不必勉為其難，做別家的代言人。

　　第三、在做出重要決策時必須克服權且如此的心理羈絆，力不從心時不如把決策權直接交給執行者。在嚴格的封建禮制中，文公請隧這件事本身就應當像“問鼎”一樣遭到痛斥，襄王進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暗示實屬無奈，也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是禍根未除，終將無力回天。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隨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參與決策的人受到部門利益、本位主義和任期目標等因素制約，往往使得決策表現出過多的利益權衡色彩，為執行者各取所需留下了可鉆的空子。因此在決策時必須擺脫利益小集團游說的制約，體現出駕馭全局的能力，洞察各種對策的動向，絕不受各種潛的規則的影響，更不能給潛規則留下市場。

　　(稿件來源：中國管理傳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