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家德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一書是我最愛的一本中國歷史書，這本書說明了一個不守禮的皇帝如何地失去了知識分子集團以及政治精英的人心，以致最后政治上“打結”了，任何政令都無法推動，政府變成“停擺”狀態。明朝經過張居正的中興，一度恢復了元氣，但經過這一波折，遂逐步走上最后的敗亡。黃仁宇在書的副標題上稱這一年為“不顯著的一年”，因為這一年沒有大的天災人禍，也沒有黃巢、安祿山之類的叛變，更沒有強大異族的興起或入侵，太太平平的一年為什么種下了明朝敗亡的因子?

　　追根究底，萬歷帝是以外藩入繼成為皇子而繼皇位的，在張居正底下，他不敢說什么，這時張居正已死，他忽然提出要奉自己的生父以皇帝謚號，與先皇并祀。這本來是孝心可感的行為，但卻嚴重破壞了宗法禮數，引起大臣群起反對，說什么也不能同意，萬歷帝自此和知識精英反目，不上朝，不任官，官死不派新任，從此政務沒人推動，政府“停擺”幾達三十年。 這段歷史說明了中國式管理的本質，黃仁宇以其歷史大視野挑中這一年說故事，一語道中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段歷史給了我們三個啟示。

　　第一個啟示是中國不是人治社會，人治社會之說是西方相對于法治社會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我們不明就理竟然就一片“祟洋”聲中接受了。如果中國是人治社會，就不會出現萬歷十五年的場景，皇帝的命令就不會出不了寢宮。中國“人治”的背后其實是禮在支持著，統治的合法性來自于守禮，不守禮則“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讎”，這是一個君與臣間社會交換的過程，并非單方面的權威服從而已。如果社會交換過程中一方失禮了，關系就會破裂，結果兩方都動輒得咎、動彈不得。所以，中國的威權建立在皇帝與知識精英共治的基礎上，日常的管理則建立在精英共識的基礎上。之前我談禮在管理中的功能時，曾以唐太宗議定如何為其父皇修墓為例，說明了重大事情往往并不是皇帝說了就算，還要朝臣廷議，最后大家依禮而行才能取得共識。萬歷帝就是太想“人治”了，不依禮而行，不取得共識，一意孤行就想下命令，結果卻帶來了明朝的敗亡。英明如唐太宗、康熙帝之流，都知道依禮而行以取得知識精英的合作，形成集體領導的班子才能順利推行政務，那些一屁股坐上皇帝寶座就亂下命令，“人治”天下的，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最后都不會有好的下場。西方學界不明就理，認為中國是人治社會，諸不知中國是禮治社會，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來自禮，失禮之人是不能治理國家的。

　　第二個啟示是精英集團必須保持開放社會才能穩定，萬歷帝看準了草根百姓十年寒窗就為了加入知識精英階層，進而加入統治集團，所以他“以力相脅”的方法就是不派官，沒想到知識精英不買賬，以力相抗，導致“打結”。中國的權力分享不來自一人一票的民主，而來自人人有機會“分一杯羹”，草根社會透過科舉考試可以加入知識階層，被派官的知識精英則透過官場歷練可以加入統治集團，萬歷帝不派官就斷了多少人的希望，算是看準了知識精英的軟肋。治世的時候，總是皇帝與知識精英集團共治，依禮而行取得共識做出決策，所以這種意義下的“集體領導”自古是中國政府治理的基礎，明君之旁總有名臣，唐太宗畫二十四名臣于凌煙閣上，堪為千古佳話。

　　最后一個啟示是在中國社會里，政府可以停擺，但民間不會紊亂，萬歷之后明朝又延續了五十多年，足見中國草根社會有一股自我組織，自我延續的生命力。走西口的農民可以發展出“匯通天下”的票號系統，江南的養蠶戶可以發展出壟斷世界絲織貿易百分之六十的網絡式組織，足見中國草根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這種生命力不因政府停擺而使社會轟然一聲崩解。只是中國社會一治一亂，亂世往往不會起因于宗教、階級等等意識形態的對立，卻來自于精英共治變成精英共謀的過程。一方面精英集團壟斷了當官的機會，使得草根百姓想向上流動加入精英集團難上加難，另一方面精英集團不斷土地兼并，使得一般農民想成為富農，讓子弟讀書加入知識階層的希望破滅。一旦向上流動的希望，尤其是讓子弟讀書做官以追求跨代流動的希望破滅，人民只好造反。

　　這段歷史對現代的中國式管理有什么啟示呢?

　　《基業常青》以及《A到A plus》的作者柯林斯強調領導者要“陰陽合”，陰陽合的意義并不是陰陽中和、尋求平衡，A+企業絕非是有些溫馨又有點嚴厲，有些法治又有些自由空間，領導有些仁德又有點威權，在兩個極端間尋求平衡點而已。陰陽合的真實意義在于兩個極端同時并存，企業規范至嚴厲又同時盡仁義，公司文化至嚴謹又同時極有彈性，企業領導至威權卻又至恩慈。人不是上帝，如何可能置兩個極端于一身?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曉得管理要靠集體，統治集體之內一方面讓不同“極端”的領導者并存，一方面又要有良好的關系保持他們之間的合作與信任，而關系的背后就是一套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禮在運作。

　　這個現象，管理學者戚樹誠稱之為“親信現象”，而“親信”所形成的領導班子中，董事長扮白臉，就有人扮黑臉，大家長表現出仁德形象，但也會有人嚴格執法，有人抓流程、抓法規掌握到巨細靡遺的地步，就會有人尋找空間給人自由，讓員工有發揮的余地。懂得用集體領導創造出“陰陽合”的管理，有賴于領導班子內的良好關系，可以配合的天衣無縫，這也是中國式管理的智慧之一。只是領導間良好的關系最怕演變成精英共謀，領導班子成了封閉的當權派，底層員工向上升遷無門，加入領導班子無望，則人心散去，這正是中國式管理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