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在MBA鋪天蓋地的今天，《紅樓夢》居然與《韋爾奇自傳》一樣引起管理界的重視。例如，中國家電行業(yè)的領袖人物倪潤峰就特別欣賞王熙鳳的管理才能，同時也指出王熙鳳存有權威性不足的弱點。事實上，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提供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塑造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權威：一是貪婪集權型，主要以王熙鳳為代表；二是創(chuàng)新分權型，主要以賈探春、薛寶釵為代表。

　　王熙鳳(貪婪集權管理者代表)：

　　毫不謙虛地說，在協(xié)理寧國府時，我最出色地表現(xiàn)了管理才能。首先，我對寧國府做了一次家族診斷。我曾極其尖銳地指出，寧國府存有“五大弊病”：“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列專管，臨期推諉；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管束，無臉者不能上進。”針對這五大弊病，我一到寧國府，就發(fā)表了措辭極其強硬的就職演說：“既托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諸事由得你們。再別說你們‘這府里原是這么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根據(jù)這一思路，我開始制定規(guī)則，按崗定編，強化監(jiān)管。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寧國府的面貌立刻改變了。由此可見，我的權威性確實是很強的。然而，同樣是我，在給賈母理喪時卻出乎意料地陷入“權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我既調(diào)不動人，也調(diào)不動錢，只得哀求眾人：“大娘嬸子們可憐我吧！我上頭挨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這是因為，我的權威主要依靠賈母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我的權威便馬上土崩瓦解。其次，我肆無忌憚地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盤剝眾人，在賈府上下積怨極深，毫無人緣。在《紅樓夢》里，我的下場實際上是最慘的，這是完全符合歷史邏輯的。

　　賈探春(利益為重的積極改革者)：

　　在《紅樓夢》五十六回中，曹叔叔以一個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繪了發(fā)生在大觀園里的經(jīng)濟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管理權威——我。

　　為了克服賈府的經(jīng)濟危機，我憑借自己對當時正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市場經(jīng)濟的敏感，富有創(chuàng)意地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改革舉措：采用公開競標的方式，把大觀園分包給園中的老媽媽們。這樣一來，一個消費性的大觀園就被改造成了一個生產(chǎn)性的種植園，捉襟見肘的賈府經(jīng)濟也因此找到了一個新的生長點。

　　但寶釵的改革理念又超越了我，它包含了對于單純商業(yè)利益的理性超越。例如，我只看到承包的種種好處：“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成年家在園中辛苦；四則也可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并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余，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卻考慮到承包可能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她清醒地意識到，能夠直接承包并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shù)人，大多數(shù)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如果不考慮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數(shù)人的支持而遭遇種種意想不到的挫折。因此，寶釵建議，承包者年終時拿出若干吊錢來分給也在園中辛苦的老媽媽們，讓她們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她對承包者說：“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fā)說破了。你們只顧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里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支花兒，你們有冤案還沒處投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

　　我的直線式思維還影響到她對管理流程的改革思考。她考慮到，“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里，又剝了一層皮”。我認為，“如今這院子是我的新創(chuàng)，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里頭來才好”。對此，寶釵再次表示反對：“依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份的，他就攬一宗事去。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

　　寶釵的反對意見顯然是正確的。從純粹的管理角度來說，同樣存在著重復算賬的麻煩，而承包者同樣存在著會被園子里的新賬房剝皮的可能。因此，寶釵所提出的這些物質(zhì)層面的改革主張，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承包者和眾人的普遍歡迎。寶釵是利義合一的高級管理人才。

　　由于我的思維是直線式的，因而我的改革思路只是停留在物質(zhì)層面上。寶釵則不同，她在完成物質(zhì)層面的思考之后，更進一步展開了精神層面的思考。為了給改革營造一個良好的環(huán)境，寶釵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強化治安管理。她對老媽媽們說：“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偷懶總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事實上，寶釵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強治安管理，每天晚上帶人各處巡查。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她對改革環(huán)境的重視。寶釵和熙鳳一樣，深知管人是要討人嫌的。但她的處理風格卻和熙鳳完全不同，她在就職演說中說道：“我本也不該管這事。就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就是街坊鄰居，也要幫個忙兒，何況是姨娘托我？講不起眾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釣譽的，那時酒醉賭輸，再生出事來，我怎么見姨娘？”寶釵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即使是強化治安管理，薛寶釵也不是金剛怒目式的，而是循循善誘，盡可能啟發(fā)人們的羞恥之心。

　　事實證明，寶釵的這套柔性管理確實具有很強的感化作用，人們對此都口服心服。由于有了薛寶釵的新設計，我的這次承包改革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今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理，各司各業(yè)，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護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姑娘們行著船夾泥的、種藕的。”同時，生產(chǎn)者的責任性也大大加強了。春燕道：“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她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還應該強調(diào)的是，與我相比，甚至與熙鳳相比，寶釵實際上并沒有什么管理實權。但是我完全可以說，《紅樓夢》中真正的管理權威就是寶釵。

　　杜拉克就說過：“不論一個人的職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權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從屬的地位；反之，不論一個人職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從整體思考并負起成果的責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級管理層。”按照杜拉克的這一標準，寶釵顯然是可以進入“高級管理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