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偏愛久任制

　　- 易俠原

　　短任制有利于維護古代帝王家天下合中央集權的利益，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對各級官吏的駕馭。但為何歷史上優秀的帝王都會不約而同選擇久任制？

　　久任也罷，輪崗也罷，其實就是任期的長短而已。官吏任期的長短，就成為中國古代

統治者及政治家極為關注的重要課題。贊同官吏任期長短的人往往都能各執一詞，各有道理，爭論不休。

　　從擁有幾千年管理智慧的中國古代的吏治中可以看出，盡管短任制有利于維護古代帝王家天下和中央集權的利益，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對各級官吏的駕馭，但歷史上優秀的帝王都會不約而同選擇久任制。

　　這或許是對時下流行的高管輪崗熱的一個提醒。

　　久任制度的由來

　　所謂“久任”，就是在一個崗位或一個地方長久擔任固定職務，是和“輪崗”相對而言的，“輪崗”則是在一個崗位或一個地方短期擔任職務。

　　秦國集團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先進行國際化的國家，但主要表現在用人上的惟才是用，廣納其他國家的人才如衛鞅、李斯、韓非等，秦國集團的歷任CEO基本上都是采取空降兵的方式填補高管人才的不足。在并吞六國后，依然是久任制而非輪崗制，但這種久任不如劉邦擔任漢國集團CEO后實施久任那么具有典型性，

　　獨裁的性質過于強烈

　　所以，高管的“久任”端緒，在西漢初年才真正出現。這取決于漢國集團CEO劉邦的民主化思維和制度化管理。蕭何，自幫助劉邦創立漢國集團后就一直擔任執行總裁(丞相)，直到病逝，跨了十三個年頭；他的繼任者陳平，也是擔任執行總裁十二年，這或許與同是創業元老，所以劉邦想力圖顯示他將與創業元老們“共享天下”的想法有關。

　　高管們任職多年而不調動遷轉，以至于其子孫都長大成人；有的高管干脆以自己的職位作為自己的姓氏，據說倉氏、庾氏得姓就是由累年管理府庫而來。這應該理解為黃老思想“無為而治”政策在用人領域的體現。結果是人人自愛而不愿觸犯法禁，秩序井然，吏風純厚。

　　西漢吏治最好的宣帝時期，也是官吏“久任”制發展得較為完備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把高管“久任”的實施范圍由總部擴大到地方高管。不僅侍中、尚書等參掌朝政的親信近臣得蒙榮寵，郡太守(各地子公司經理)一級的高級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對于郡太守，漢宣帝坦言他們是輔助天子治國理民的關鍵所在。如果時常調動變易就不會被其屬下尊重，上下難以相安；如果實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將長時期在職，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會“服從其教化”。

　　其二，上述官員即便積有功勞、或有優異表現應該升遷，也不輕易提升調動，而是給優秀管理者以物質、精神兩方面的獎勵和褒獎。對治理地方確有優異政績的郡太守，漢宣帝常用的獎勵辦法是：頒發獎狀獎章或評為模范進行嘉獎勉勵；在原有的工資基礎上增加績效工資；賞賜金錢若干；甚至拜爵至關內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譽與經濟利益。如膠東相王成在“考績”中被認為安撫了大量流民，“治有異等”，就得到了明詔褒獎，并提升其俸祿為“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他們雖然擔任的是地方管理者，但是工資水平卻是集團總部副總級待遇，職務盡管沒有升遷，但是政績得到肯定，利益得到保障。

　　其實，久任制度的關鍵，就是要培養擔任這個職務的高管必須有責任。它把家族的興衰和所在的職務聯系的很緊密，并建立了嚴格的賞罰制度。如果你在任管理得好，就讓你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雙豐收；如果你在任管理得不好或貪贓枉法，就讓你的家族和你一起陪葬。所以，西漢時期的太守雖然權力很大，但是大部分都兢兢業業，鑄就了一個強大的漢帝國。除了上述制度保證外，諫官制度和監察體系也保證了整個“久治”制度的順利進行。

　　不過，官吏“久任”之制的長期實施，至少也容易產生如下五個問題：

　　其一，在職務、職權不變的前提之下，如何使得政績優異者的努力和貢獻得到彰顯，對其本人有激勵、有回報，對其他人有刺激；

　　其二，“久任”制如何運作，才能在維持官僚體系穩定的前提之下，有效避免官場惰習的形成，使得優異者有機會脫穎而出；

　　其三，各個層級、各個領域的官員普遍實行“久任”制，那就意味著在上下級之間可能結成官僚利益共同體。在這樣的“熟人”關系網面前，監察、考績制度都可能流于形式而失效；

　　其四，高級地方長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結成地域性官僚集團，形成與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潛在威脅；

　　其五，高級軍事長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變國家軍隊為私屬性武裝力量，處置失當，就可能演變為叛亂與混戰。

　　所以，“文景之治”的后期，由于大漢集團的總部積弱，才使得地方各子公司勢力大增，“久任”的弊端也顯露出來，“八王之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漢武帝時的“淮南王之亂”也是一個端倪。

　　為何還要用久任制度

　　宋代政治家司馬光主張用人要專，不可輕易調動、變更，因為官吏對所管轄的事情和區域必然較為熟悉，同時久任制也會促使官員對地方治理制定長期規劃，避免殺雞取卵式的短視行為。而與他同朝為官，互為政敵的王安石，在贊同官吏久任的觀點上卻頗為一致，他列舉了短任制的幾條弊端：1. 長官無法熟悉地方情況；2. 下屬因其長官任期短，不肯服從指揮和盡力工作；3. 因任期短暫，無法真正甄別官吏賢愚；4. 送往迎來，

　　在總結了歷代王朝吏治成敗得失的基礎上，明朝再次確立了官吏久任制。明成祖明確告諭吏部：各地區的最高首長，一定要長久在其崗位，才能做出成績出現效果。同時朝廷還規定，官吏長期擔任一種官職，如清正廉潔，確有政績，“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這等于再次承認了久任制的正面作用。

　　明成祖看到了久任制的利，尤其在治理一方水土的時候，必須緩緩圖之，統一管理，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和贏得長治久安。但是明朝末年萬安為相十九年，劉吉為相十八年，嚴嵩為相二十一年，他們久居大位，培植黨羽，竊祿已久，使國力大傷，最后只能皆入“奸臣傳”，為后人唾罵。

　　久任制雖然也有弊端，但瑕不掩瑜，久任制在治理國家，管理官吏方面總體而言還是利遠遠大于弊的：第一，有利于在官僚隊伍中養成篤實、穩健的作風；第二，使在職官員淡化對短期效應的追求，有興趣、有可能致力于長遠規劃，進行必要的中長期投資和建設；第三，使在職官員熟悉工作，做精于本業的“內行型”管理者；第四，減少了官員升遷、調動的機會，也就相應地壓縮了“送往迎來”的開銷，節約了行政成本；第五，責任明晰，目標到位，不會產生互相推諉，扯牛皮的情況。

　　所以，古代的政治家，出于國家長治久安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綜合考慮，還是選擇了“久任制”。只不過，在處理政務方面使用“久任制”，而在軍事方面，尤其是高級軍事將領，往往使用“輪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