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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明朝比作一個壟斷的超級大企業，到崇禎年間，這個企業已經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原市場，有數以百計新崛起的農民企業和它在競爭，其中最具威脅的是李自成和張獻忠領導的兩家公司；在東北，新興的滿清公司在迅速蠶食它的市場。貫穿崇禎在位17年始終的頭號問題是制定清晰的競爭戰略，消滅中原和東北的競爭對手。
對于一個戰略制訂者而言，制定戰略的首要問題是戰略定位，這個定位既指對自身的
定位，也包含對競爭對手定位。崇禎一開始就在這方面犯了錯誤，首先他對自身的定位不清，始終沒有認識清楚當時明朝實力衰竭、體制僵化、政治腐敗和軍隊戰斗力低下等一系列內部問題，不具有兩線作戰的能力。其次，他無法對對手清晰、差異化的定位，不管是李自成、張獻忠，還是滿清，他統統視為反叛者，沒有考慮過誰是最致命的威脅者，誰是次要威脅者。在崇禎中前期，盡管滿清(當時稱后金)數次騷擾北京，但是還不具備滅亡明朝的實力，明朝只要以精兵良將守住錦州至山海關一線，就可以拒敵于關外，在此基礎上再與尚不夠強大的滿清談條件、簽協議，在放棄相對次要的東北市場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對付威脅最大的李自成和張獻忠才是上策。可是崇禎沒有這個意識，從前期對袁崇煥不切實際的《五年平遼方略》的肯定和后期妄想憑洪承疇松山之戰一舉打垮滿清主力等事件，都可以看出他敵我認識不清，急于求成的激進心態。等到松山之戰輸光了東北市場的老本后，他才想到和滿清議和，這時他又定位不當，還想著以天朝帝國的身份談條件，但兩者實力已經發生逆轉，滿清都不愿意坐下來平等談判，結果議和遲遲不成，鎮守山海關的部隊一直不敢調回關內來對付李自成。因此，在錯誤的定位下，崇禎一直奉行剿滅一切競爭對手的戰略，這種沒有差異化的戰略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于沒有明確的戰略指導思想。
在決策層戰略失誤的情況下，明朝的戰略執行也存在極大問題。一是管理層管理能力低下。出于對帶兵武將的忌憚，明朝一線的最高指揮官往往是“不知兵”的文官，在實際作戰中，他們既不知如何指揮，也指揮不動武將，沒有“將正確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是執行中的第一個錯誤，這直接導致了一線戰事的節節失利。二是執行層的執行能力弱，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明朝軍隊士氣低落，戰斗力差，對農民起義軍和滿清軍隊往往都是一簇擊潰，對待老百姓倒是一群如狼似虎的驕兵悍將，這樣的軍隊不僅不能擊敗對手，而且只會官逼民反，將百姓變成起義軍，造成李和張的隊伍日益壯大。三是錯誤的管控使得戰事愈加惡化。前線戰事訊息萬變，作為最高決策者，崇禎本應抱著“全國性思維，本土化運作”的戰略指導原則，放手讓前線指揮官指揮，“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是這個意思。但他每每希望畢其功于一役，以至于角色錯位，直接插手前線戰事。他依據的信息來源主要是派下去作監軍的宦官，大多數宦官更不懂軍事，他們向上匯報的情況帶有極大的個人偏見，而且揣摩著崇禎的喜好來匯報，直接影響了他的判斷。最為典型的是松山之戰，戰役之初洪承疇的策略是穩守，誘敵出擊，再尋找戰機，可是崇禎只看到明軍有13萬之多，沒認識到清軍的戰斗力遠高于明軍，主動出擊無異于自殺，再加之監軍回報洪膽小畏戰，因此他屢屢嚴令洪承疇主動出擊，洪迫不得已出戰，果然明軍一戰即潰。
從崇禎在戰略上犯的一系列錯誤追溯，可以發現導致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戰略定位的失誤，根源在于封建王朝的極端壟斷體制，以及這種體制培育了他壟斷一切的意識。在這種意識形態下，他天然把所有競爭者當成反叛者。君王試圖壟斷一切，可君王不能為所壟斷的盡應有的責任，權利與責任的極端不對稱是封建王朝體制造成的茅盾，崇禎不可能認識到，當然很難產生有所取舍的戰略想法。也是在壟斷一切的意識形態下，明朝皇帝對善戰的武將一貫防范有加，在官員選拔機制上表現出重文輕武。明朝僵化的體制蘊育出保守的文化，這種文化培育出的文官多半只會清議，實際執行力極差，更不說帶兵打戰。而且，在僵化體制和保守文化等因素作用下，明軍早就和官場一樣，腐敗不堪，毫無戰斗力，這樣的軍隊遇到新興、士氣旺盛的起義軍和清軍，當然一敗涂地。崇禎對一線的指揮能力和戰斗能力是多少了解的，加上生性多疑，所以他會角色錯位，站在管理層的角度上干預前線戰事，這往往適得其反。
從崇禎的戰略失誤和明朝滅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戰略對于企業和組織的成敗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戰略的制定和執行受到決策者個人、體制、文化、組織制度等因素的決定性影響，決策者對戰略的制定也受到體制、文化等因素深深的約束。從這層意義而言，決定企業成敗的根本因素在于產生戰略的根源——體制和體制蘊育出的文化，改變體制才是解決壟斷組織的根本之道，可是在生死存亡之際，又有多少領導者意識到自己敗亡于體制，即使意識到，也來不及改變了。因此，打造基業常青的企業的根本之道在于創始人一開始建立權利與責任對內對外都能相互平衡的體制。
稿件來源：上海攀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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