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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國上海的一對年輕夫婦，正在籌備一次路途遙遠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這是他們婚后第一次回鄉省親，所以準備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這對年輕夫婦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藹齡。日后，他們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家庭之一。宋藹齡對這次旅行，內心充滿了不安。
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曾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內心的感受：“據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發生的事證明，宋藹齡完全想錯了。當她坐著一乘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進入孔祥熙的故鄉山西省太谷縣時，她驚異地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最奢侈的生活。羅比·尤恩森在宋藹齡的傳記中寫道，僅在這個院子中服侍宋藹齡的傭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這樣的事并不僅僅發生在孔祥熙一個家族之中，這座縣城中許多商人家族都過著同樣的日子。因為當時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這里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比鄰而居”的晉商集團
清咸豐三年，公元1863年，一個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豐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這道奏折中他寫道：“臣伏思國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廣，豈無數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淺陋，然所目擊者……如山西太谷縣孫姓，富約兩千余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縣之侯姓，介休縣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介休縣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
僅僅把山西這幾個縣城中富戶的家產相加，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么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里，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并不多見。能積累起數以百萬計的家產，大概不會是因為“引車賣漿”或是“織席販履”這樣的小買賣，而是做著某種縱橫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數又這么多，大家“比鄰而居”，這就很容易讓人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歷史上一定存在著一個由山西商人組成的實力強大的商人團體。
那么，他們是些什么樣的人呢？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方行：晉商是一個明清時期我國一個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團。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實行開中法，晉商就利用這個開中法，在西北地區興起。到了明代中葉，晉商正式形成一個商幫，一個大的商人集團。我們講商幫，就是說以地鄰關系為紐帶形成的一種商人集團。它主要以這個有一定貿易自由的販運商人為主來組成的。這個到了清代，晉商就進入鼎盛時期。
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梁啟超先生結束了十幾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啟超早年參與領導了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來還曾到英、美等國游歷。他不僅親眼看到了西方國家的富強，也體會到造成這種富強的條件之一就是整個社會商業的興旺。
回國之后，他希望那些明顯領先于中國的經驗能在中國得以推廣。要振興經濟，就離不開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為他舉行的歡迎會。在這個場合，他說了這樣一段話，“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對于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這些話并不是客套。梁啟超對山西商人的評價，不僅僅局限在財富的層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們創造出的一種獨特的商業文化。
種種事實，都說明了同一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在山西這個地方，曾經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們的獨樹一幟，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業的范疇，在政治、文化領域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個響亮而且統一的稱呼——晉商。
豪宅反映的“晉商文化”
雖然統稱為喬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個院落。它實際上是由6個大院、19個小院構成，占地面積8700平方米，房屋313間。
到過這里的人，首先都會被這種建筑規模所震撼，進而自然會聯想到這種規模所代表的巨大財富。很多人也許并不知道，這樣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喬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它的建筑年代從清乾隆年間開始，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前后的時間跨度將近兩百年。
幾乎所有的晉商大院，都是這樣經過漫長的時間。面積規模由小到大，建筑樣式由簡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萬歷年間。明萬歷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離今天已經有四百多年了。
對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這些老房子的歷史，直接印證出了晉商發展的時間脈絡。
明朝的許多史籍文獻、文人筆記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當時晉商的財富狀況。明朝嘉靖年間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潘曾與人訴說：“天下富家，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結果當時全國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兩姓”。
明人沈思孝在這本《晉錄》中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史籍文獻和實物佐證都能夠說明至少到明朝中葉的嘉靖、萬歷之時，晉商已經開始在經營范圍和財富積累的過程中嶄露頭角。
山西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行龍：要明白山西為什么在明代開始就有這么多的人從事商業，我想應該對明代初期山西的社會狀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當時山西面臨的巨大的人口壓力。元末明初的一場農民戰爭，它的戰區主要是在中原地區。經過這十幾年的戰亂，中原地區人口喪失非常的嚴重。相對來講山西卻是一個風調雨順的社會環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間的時候，山西的人口總數就達到了四百萬。這個四百萬已經相當于，當時河北、河南兩個省區人口總數的總和。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很多縣志，包括浮山志、翼城縣志、臨汾縣志，至少我看見有三十多部縣志，都談到一點，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計不好維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謀求得到一種補救。
各種史料雖然說明了在山西歷史上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離開土地去經商，但不管誰經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貧瘠，農產品連養活自己都不夠，怎么會有多余的東西轉化為商品呢？
最古老的商人就是晉商
在古代中國的農業社會中，山西在農業生產上算不上發達，那么資源就必然成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現代工業生產的產物，這里當然不是指煤炭。和晉商，甚至可以說和山西千年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的重要資源，那就是鹽。 山西南部的鹽池，是中國最古老的產鹽區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產歷史。
《山海經》中記載的神話故事說：早在遠古的黃帝時代，中國人已經開始在這里開采池鹽。
到了春秋時期，《左傳》中已經有了開采山西南部池鹽的確切記載。漢代時，曾在全國二十郡設鹽官三十名，而管理這片鹽池的官員為全國鹽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鹽池的歷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統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僅如此，鹽還是中國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黃純艷：春秋時候管子就講，鹽是“十口之家，十人食鹽。五口之家，五人食鹽。無鹽爾，餓死而腫。”你如果不吃鹽，就是我們現在通俗所講的，不吃鹽要得大脖子病。人人離不開鹽，那時候商品經濟不太發達的時候，鹽是一個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學歷史系博士馬偉：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他寫了篇文章叫《歷史與鹽》。在這里頭他認為商賈的賈，就是出于弊，而弊呢？就是指咱們山西解州的池鹽。他還認為，中國商業的起源同鹽的關系極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鹽造就了中國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們中有許多是占有資源優勢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書《國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絳邑富商，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絳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區。富可敵國的山西商人們，坐著用金玉裝飾的豪華馬車，穿著華麗的服裝，來往于宮廷之中。
當時最有名的商人要數一個叫猗頓的人。他原來是齊國的一個小貴族，后來在山西南部靠經營畜牧和販鹽起家。《漢書》中用“贊擬王公，馳名天下”這樣的詞形容他，可見在當時，一旦掌握了重要的鹽業資源，對于商人來說意義是何等重大。
那么晉商是如何從朝廷手中取得這種特權的呢？
晉商“挾輕資牽車走四方”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田培棟：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權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邊，都跑掉了，包括他的軍隊什么的都跑了。后來，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軍事將領徐達主張往北要追他，要消滅他。朱元璋感覺到，剛統一，國內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做。因此就說，不要追了，以后再說。他們研究的結果就是在北邊設立九個重鎮。”
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鈔曉鴻：相當于現在的大軍區一樣的，駐扎了大量的軍隊。而且根據研究，軍隊的人數非常多，一度達到了120萬人。120萬人相當于說，要有120萬人的生活的消費和軍事的消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消費的市場一定要來自于商品的供應。什么人來供應呢？商人來供應。哪里的商人來供應呢？山西商人來供應。
山西社科院研究員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個行省參政，有個叫楊憲的，給朱元璋上了一個奏折，提出個建議。利用政府控制食鹽，讓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境上。政府給他一部分鹽引，鹽引說得白一點兒，通俗一點兒，就和咱們的專利憑證，就像糧票布票一樣。商人拿上鹽引了，只要給邊關運了多少石糧食，一般情況是200石糧食，政府就給你一張引票。你拿這張引票，就可以去兩淮、河東鹽池換鹽去，換鹽以后你再去賣鹽。這樣中間的差額利潤，商業講究差額利潤，就很大。這個政策有三個好處：一個是利于國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這是個一舉三得的事情。所以當這個建議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興趣，下令推行全國。
“開中制”雖然為晉商興起提供了機遇。但有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山西商人”無法改變的，那就是這項制度是通過向前線輸納糧食的方式，來換取賣鹽的特權。沒有糧食就拿不到鹽業的經營權力，而當時晉商手中顯然缺乏大量囤積糧食的條件，因為糧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農業產品。那么晉商如何解決這樣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呢？
明代晉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張允齡。他早年喪父，生活的艱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歲時，就踏上商旅生涯。后來他的兒子，內閣大學士張四維，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父輩早年的艱苦經歷：“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緣而取給于商，計春挾輕資牽車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這段文字雖然很短，但它不僅談到了晉商最初的經商動機，而且還向我們透露出晉商在當時是怎么做生意的。“挾輕資牽車走四方”，實實在在地記錄了當時晉商的事業是如何開始的。山西沒有多余的糧食，但與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東，卻都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于是山西人開始推著小車，擔著擔子，將中原、江南的糧食運往北部邊鎮。在這種貿易中，不利的自然條件、人口壓力都開始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山高水長，在認準了目標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多余的農業人口，又恰恰是在傳統社會中從事長途運輸所必須的條件。
這是晉商邁向成功的第一步，這一步邁得并不容易。推著木轱轆小車，載著沉重的糧食和鹽，在崇山峻嶺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艱難，還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鄉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從始至終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動搖，這一走竟然持續了四百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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