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維度與動機

　　學會創新 實施創新

　　一 口號

　　從鄧小平時代起，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就已經在中國廣泛流傳。而后，在政府的倡導下，社會了解了學習型組織、知識型社會等新的名詞。在中國的企業也將創新作為一個

新的口號張貼在公司的墻壁上，印刷在公司的手冊上，并在各種會議上宣講�！安粍撔�，必落后”的觀念已經深入民心，在當今的中國，想讓一個文盲不認識創新兩個字已經相當困難了。

　　我們假定這個口號已經提倡了至少10年，10年的時間，應該能夠做出一些業績。但從共和國各個層面的數據卻無法找出能夠支持這10年創新的業績。例如：

　　在中國醫藥界，除了“青蒿素”是業內人士公認的有自主

　　民族汽車工業，盡管許多品牌都聲稱自己投入巨資研發，但一些新產品上市后仍被起訴抄襲，有的還被禁止在某個時期之前進入海外市場；

　　中國鼎盛時期的家電業，居然沒有象樣的核心技術，創新僅為笑談；

　　舉世矚目的中國

　　如果說我們不會創新，有知識的人們會用四大發明的板磚拍我，也可以用美國登月計劃中若干的中國或華裔科學家來反駁。但我只是納悶，用5000年的文明史貢獻4大發明，平均1250年才發明一個，這個速度是否太慢？

　　二 我們會創新嗎

　　這個問題看似非常白癡，但這個白癡的問題也是我們當下差勁的創新業績催生的。一方面強調自己的超強智慧，一方面確實在創新方面乏善可陳，讓我們不禁想到了“我們會創新嗎”這個問題。

　　假定中國人的個體創新的初始稟賦沒有問題(這是肯定的)，也沒有外力強制不讓我們創新。那么我們只能質疑我們是否沒有找到創新的方向或者我們錯誤地配置了創新的資源？

　　戰爭可以為我們提供目前大多數問題的答案，創新這個問題也不例外。我們可以用二戰時期的兩個例子來說明是什么因素產生創新？例如，英國和美國在空軍和海軍在雷達使用方面明顯領先于他們的對手——德國和日本，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德國和日本在這方面的專家勢力遜于英國與美國？德國為什么是當時最先進的火箭武器研發者？

　　例一：英國、德國的雷達和火箭

　　二戰初期，英國與德國空軍的實力對比非常懸殊。以至于海獅計劃執行初期，德國軍方認為不用費太大的力氣就可以消滅已經茍延殘喘的英國空軍。無論是戰斗機還是轟炸機，德國的數量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在戰爭前，兩國均不認為雷達這個東西在軍事上有太大的發展空間，但為什么在英德空戰時期英國大大發展了其雷達技術，而德國此領域卻裹足不前？其原因在于，英國必須用少數的飛機去對抗多數的空中入侵，因為沒有力量做全天候的空中巡邏，也沒有足夠多的飛機能夠抵抗入侵。所以，英國人必須尋找一個工具讓有限的空軍力量得到近乎極限的發揮。這個東西就是雷達，雷達可以清楚地看到空中的德國飛機并進行預報，節約了大量的空中巡邏時間以及飛機。而且準確的預報可以使有限的英國飛機提前起飛對德國飛機進行攔截。重要的是，英國空軍可以根據每次攔截目標的大小有效地安排起飛的飛機數量，大大提高飛機的使用效率。結果，雷達幫助英國空軍在不列顛空戰中獲得勝利。盡管從飛行員質量、雙方主要武器質量方面，德國空軍甚至勝出一籌，但雷達的功效讓英國人占了便宜。德國為何沒有開發雷達的功用？因為德國在戰爭初期空軍實力在歐洲具有壓倒性優勢，其作戰對手不值得他如此費力開發雷達產品。

　　同樣，隨著戰爭的推進，德國的武器供應和作戰能力逐步下降，到戰爭后期，他已經沒有能力做到隨心所欲地轟炸倫敦。隨著飛機數量的嚴重不足，德國軍方想到了用新的武器攻擊對方，那就是能夠長距離飛行并自動轟炸對方的武器——火箭。盡管精度不高，但德國的V2、V3火箭仍然是20世紀40年代最好的火箭產品。這難道是德國天生具有一群比世界其他區域優秀的火箭專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空軍數量的不足迫使德國必須開發出一種替代的進攻型武器。而英國和美國人不需要這么做，因為那個時候天上飛的幾乎都是盟軍的飛機，轟炸柏林就像午休一樣愜意，沒有必要開發一種實用價值不及飛機的產品。

　　例二 美國、日本的海軍雷達

　　美國在二戰期間的海軍業績全球矚目，但開戰之初，其海軍實力在開戰6國中，也就是中等水平。但其海軍雷達應用水平在二中達到了世界海軍當時的極限。這里的原因并非美國海軍的雷達工程師比其他國家的更好，而是美國更迫切地需要雷達幫助海軍做戰。

　　二戰美國海軍的主要對手是日本和德國(對德國主要是在大西洋戰場，美國艦隊必須護送商船并防范德國潛艇的攻擊)。從實力比較看，無論是航母、戰列艦、潛艇，和兩個對手相比都處于劣勢。美國雖然擁有一些戰列艦，但在日本武藏、大和級等同行面前是小弟弟。而美國在護航初期，甚至沒有足夠多的反潛驅逐艦對潛艇進行攻擊。因為戰列艦領域的艦炮威力和噸位無法和日本抗衡，反潛能力又不足以對抗如此多的潛艇。所以，美國海軍在劣勢的地方不得不借助雷達的力量與對手對抗。從實際作戰業績看，雖然在太平洋戰場上，美、日海軍的戰列艦沒有正面的炮戰，但雙方巡洋艦以上級別的戰艦在島鏈作戰中仍然發生過炮戰，結果，裝備雷達的美國戰艦輕松擊沉日本軍艦。同樣，德軍潛艇在戰爭初期在大西洋的戰績卓著，但在美國驅逐艦大量配備雷達之后，戰爭中期后德國潛艇已經在大西洋銷聲匿跡。而英國和德國在北海同樣發生過一定規模的海戰，但英、德海軍的雷達應用水平遠不如美國，其關鍵原因在于，雙方基本勢均力敵，誰也沒有動機打破這種均衡。同理，當時其他國家的海軍盡管也有實力強大者，如日本，其雷達水平卻可以用弱來描述，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競爭對手的狀況無法逼迫他應用雷達。但一旦發生實力懸殊的狀況，其中一方必然尋求某種創新以尋求新的均衡。

　　三 創新動力的經濟學分析：系統的均衡狀態決定是否創新

　　通過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創新的業績與創新者的智力水平沒有什么關系。創新是一種急于改變與競爭對手實力對比的手段，也就是說，實力弱的一方有更強的動機發起創新。而初始實力強的一方主動發起創新的動機弱，直至對手的創新導致了一個新的局面，自己被迫對對手的優勢進行反應。

　　在系統處于均衡狀態的時候，系統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動機打破這個均衡。這種狀況在兩個對象的壟斷者例子中已經得到證明。但創新過程是否也遵從這個規律？我們假設一個情景，兩個主要的產品提供者，他們當前的產品都是市場中的主導產品，并且是企業利潤的主要來源。且產品的市場分額相等。他們分別有能力投入研發費用Y，并獲得新產品，其中有p的概率成功，1-p的概率在市場上失敗。如果成功則獲得利潤y,如果失敗，則獲得z。則新產品的收益為py+(1-p)z。而成熟產品的利潤為x，我們假設成熟產品與新產品利潤之間存在這樣的關系：x=∫(x-(py+(1-p)z)，t0)。兩個企業都有產品收益策略，X=MAXx+MAXy。假定企業的研發能力相同，則他們會對自己是否做研發做出決策，兩個人都認識到，在當前的狀況中，新產品的利潤要到第n年才能達到成熟產品的水平。而在n年的時間中，是先大力開發新產品，維持成熟產品，還是積極開發成熟產品是一個決策點。假定，開發新產品的成本高于繼續開發成熟產品的成本，而投入新、老產品的絕對量回報相同(新產品的回報相對增長速度可能因為基數小的原因會快于老產品，但增長絕對量很難看出絕對的劣勢)。作為企業的決策者，他面對這樣的支付函數：1，不推出新產品，繼續開發老產品的收入，每年會獲得x/n的穩定收益，到第n年，其獲得2x的收入；2，不繼續開發老產品，推出新產品，每年在新產品處仍然獲得x/n的穩定收益，假定老產品仍然保持不變，其收入仍然是2x。但其開發成本為1，pn;2，qn，(p＜q)，因為繼續開發老產品的成本小于開發新產品的成本，所以假定只有兩種產品的情形下，繼續開發老產品的收益要大于全力開發新產品而維持老產品。從制藥業的表現看，這種趨勢比較明顯。例如，盡管阿司匹林已經問世超過100年，但若干王牌制藥公司仍然全力對其進行不同劑型的開發，二戰過后不久問世的藥品仍然是許多制藥公司的主要產品，新藥的銷售和利潤貢獻率從長期角度看，也無法與老藥相比。(盡管在中國的藥品市場無法顯示如此特征，這在后面將有解釋)。顯然，在這些制藥公司中存在一種均衡，每家公司都著力開發成熟產品，相對于成熟產品來說，對新產品的開發則不夠那么重視。因為大家都看到開發成熟產品的收益從長期看要高于開發新產品，所以，大家情愿花更大的精力繼續開發成熟產品。

　　但在另一個行業的市場卻可以找到不同的例子，例如20世紀初期的美國汽車市場，那時的廠家都不遺余力地推出新的產品，是什么機制促使行業內的生產者這樣做呢？假定任何一個廠商都無法保證自己產品的結構不被他人模仿，那么他為什么還要冒被仿制或者被超越的風險去拋出新產品？我們假設在最初的時間，大家的產品都相同。但市場分額不同，A占了p，B則為1-p，其中1＞p＞0.5＞1-p。兩個廠家經過計算(策略選擇同制藥業中的例子)，經過n年后，如果開發成熟產品，則A和B之間的差別將進一步擴大。直到未來的n+m年，B將徹底喪失市場，退出競爭。此時，對于B來講，除了投入新產品的開發，別無選擇。盡管其所有的支付函數相同，但其第n年將獲得當初成熟產品的收入，但既有成熟產品因市場畏縮，到第n年的收入將大大縮水。所以，對于B來說，投入新產品的開發收入絕對大于繼續開發成熟產品。在汽車行業初期，呈現過這樣的例子，福特的T型汽車制造、銷售了長達近20年，而當時的同行規模皆小于它。所以，作為市場老大的福特，長期堅持生產、銷售、開發T型車。而作為其對手(一個比較重要的對手)通用汽車則被迫選擇開發新產品。1927年，T型車的歷史被通用汽車的新產品終結，通用借此成為最大的汽車生產商。但接下來的循環則輪到通用汽車長期生產、銷售、開發雪佛蘭，而福特被迫開發新產品……

　　從上述兩個市場的例子看，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當一個市場結構相對均衡的時候(競爭對手勢均力敵)，誰也沒有動力去進行新產品開發。而當市場結構呈現一家獨大的時候，弱者必須進行新產品開發，以避免日后被淘汰的命運。

　　這種動力機制是從市場結構出發，探討市場中廠商的創新動機。但這僅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兩部門的情況，但我想其仍然可以推廣到多個廠商的情形中。

　　四 國家創新的失效性：喪失標桿的無效創新

　　我們首先為創新定義一個狀態：不存在一個沒有對象的創新，即所有的創新行為本質上是有標桿的，不存在一個“為創新而創新”的物品(如果有，也是失效的)。也就是說，沒有目標的創新沒有意義，我們將用一個案例進行說明。

　　俄國復興時期，彼得大帝曾經做過一件為創新而創新的蠢事。俄國海軍力圖建造一艘圓形的鐵甲艦。結果，花費了昂貴的軍費研制出的原型艦破綻百出，不僅動力學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這可以導致艦艇的低航速和方向性差)，艦炮發射時的巨大后坐力也成為圓形軍艦無法解決的難題。最終，俄國人自己鑿沉了軍艦，將艦炮拆到陸基的炮臺上。

　　這種國家形式的創新有兩個失敗的地方：1 無的放失，該艦的設計目的不明確，沒有假想敵的設計是沒有意義的；2 一種虛無的榮譽感左右了項目的設計，使創新在沒有實際意義的前提下依舊能夠進行。

　　國家創新總是無效的嗎？可能有人會用美國和蘇聯對抗的例子中證明在空間技術方面創新的有效性。但在這個案例中，兩個國家互為標桿，以對手的行為作為自己創新的對象，例如雙方的宇航員上天VS登月，建立空間站VS全面星球大戰計劃。這也可以作為唯一的國家創新有效性的例子，但這種有效性是以存在競爭對手為前提。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世界其他國家在空間技術方面遠落后于這兩個國家的現狀。剔除政治原因，當今的許多GDP總量排名前10名的國家都有經濟能力去開發足夠先進的空間技術，假設執政者有能力提出這樣的議案并執行，那么可以肯定，當今沒有一個國家會這樣做。因為沒有哪個競爭對手值得他這樣做。用通俗一點的話說，即便某個國家想比別的國家好一點，但因為另外的國家都沒有動作，所以，這個國家根本無法找到自己的出發點。

　　但從長期看，以國家為主導的創新活動沒有太多成功的范例。即便是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成功爆炸核武器，仍然無法當作一個成功的例子。因為當時中國只能做到擁有核武器，甚至沒有投擲它的能力。在中國，運載火箭和戰略核潛艇都是晚于核武器的發明。也就是說，當時中國的核武器只能扔在自己的國土。假如我們用美國和前蘇聯作為假想敵來開發核武器，那更能說明這種創新的失效，因為在我們自己尚未自行制造空間戰略運載工具前的20多年里，我們仍然沒有理論上的把核彈扔到對方領土的能力。

　　現在國家主導的創新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創新模式。這也形成了一個悖論，在我們這樣一個科研投入遠高于國家GDP增長的國家，其技術創新能力反而越來越差。

　　全國R&D經費及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6～2002年)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R&D 經費(億元) 404.5 509.2 551.1 678.9 896.0 1042.5 1287.6

　　增長速度 * ( % ) 9.5 24.9 10.9 20.3** 16.9** 16.4 23.9

　　眾所周知，我國同期的GDP增長速度在9%左右，而創新的業績則不盡如人意。以2002年為例，根據官方統計的結果，當年大中型工業企業投入新產品開發經費 509 億元，實現新產品銷售收入 10837.8 億元，而新產品銷售僅為利潤 1099.8 億元，利潤率在10%左右。利潤為成本的一倍，也就是說，投入1元人民幣的創新僅帶來2元人民幣的利潤。但在國家直接資助的創新活動中，產業化計劃項目的資金投入為 664.9 億元，凈利潤額 215.9 億元，投入1元人民幣的回報更低，僅為大約1/3元。低效的業績不言而喻。

　　另外，國家主導創新的人力資源在這種活動中也達到了一個低水平。據我們自己的統計，2002 年參加六類國家級科技計劃項目的人員為 23.6 萬人次，在項目研究實踐中4800人取得博士學位、 6600 人取得碩士學位，同時吸引了 2900 余名在國外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的留學人員回國參與項目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02年獲得國家資助的研究人員中，擁有碩士以上學歷的人數超過15000名。但結果，僅提出發明專利授權995項。即給定一年的時間，每10個研究生以上學歷者1年只能有一個發明專利，如果計算全部參加到國家主導的創新活動中的人次，則每一項發明專利在給定的1年時間限度內，需要投入超過230人次的人力資源。

　　關于國家主導創新失效的主要解釋理由大多為詬病體制的低效，甚至腐敗。但眾所周知，世界范圍內的國家主導創新效率均低于企業主導。即便假定所有的國家體制都相同，腐敗水平也相當，國家主導的創新活動依然會失效。在這里主要的原因是當國家主導創新活動時，其低效更多地來源于這種活動找找不到合適的競爭對手而迷失方向。俄羅斯國的“圓形鐵甲艦”就是國家主導創新失效的一個典范。

　　五 創新誕生的場所：需求，而不是天才的頭腦

　　傳統的觀念經常試圖誤導我們，因為他試圖讓我們相信創新是在專門的技術人員(有些還是天才)頭腦中產生的，除了他們，誰也沒法創新。并且他們經常用發明家愛迪生進行說教，并且力圖強制性地想使我們相信愛迪生發明電燈是出于他狂熱的發明偏執。但實際上，除了愛迪生熱愛發明外，他在向市場推出電燈前就投入的發電站帶來的財務壓力可能能夠作為另一個原因來解釋愛迪生為何如此迫切地一定要發明電燈不可。

　　這里我必須再以我國4大發明的例子進行解釋，我們要說明創新誕生于市場需求，而所謂的天才不過是實現創新的工具。

　　我們的祖先為什么偏偏在宋代以后才運用磁石的辨識方向的功效？是宋代以前的人很愚蠢，直到宋代才有一個科技的飛躍？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司南的發明和大量應用和宋代后出現的大量遠洋貿易相關。宋代以前國內的遠洋出口需求并不發達，但到宋代后，中國的遠洋出口已經成為世界貿易中重要的組成環節。大量的船只需要導航裝置，盡管司南很簡單，但也比沒有強。這也可以解釋之前許多航海者只進行近海貿易的原因。古希臘時期的航海一般局限在地中海流域，那是因為穩定的市場限制了航線的開發，橫渡大西洋沒有價值，因為那個大陸當時還都是一群尚未開化的土著，沒有貿易價值。在完全缺乏對方信息的時候，貿易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商品賣出去，而不是能從對方那里買些什么回來。所以，經濟總量和對方信息的缺乏一直限制著遠洋貿易的開展。直到東方富庶的信息傳到歐洲，大家才爭相進行遠洋貿易。

　　火藥呢？大家一直將其解釋為一個美麗的錯誤，因為它本誕生于煉丹過程中。教科書告訴我們，火藥用于軍事起源于宋代，但將其未在中國軍事中繼續運用解釋為封建王朝的昏庸。其實，這是一種階級決定論的翻版。宋代面對的敵人注定火藥無法在軍事行動中廣泛應用，兩宋面對的主要敵人都是游牧國家，從遼、金、西夏、蒙古，都以騎兵為主戰部隊。以當時火器很差的精度以及超慢的裝藥速度，面對機動靈活的騎兵，根本沒有使用的價值。宋代為數不多應用火器的戰斗主要在內戰中，面對同樣主戰為步兵或水兵的農民起義軍，火器仍然有使用的價值。到元代，以騎兵為主的官方部隊更喪失了開發火藥武器的動力。終明朝一代，其面對的主要敵人依舊是機動性良好的騎兵，單兵火器很難在戰場上發揮大的作用。騎兵立國的清代，在被英國人打醒之前，大炮也更多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因為精度的關系)。但在對內的戰爭中，單兵火器仍然存在，在面對裝備差、機動性差的農民步兵(無裝甲、徒步)時，即便是最原始的鳥槍都能起到一定的殺傷作用。競爭對手的狀態決定了中國軍隊在很長的歷史時期沒有必要去升級火藥武器。是中國人笨嗎？我們開發的以火藥為基礎的煙花爆竹水平一直世界領先，這是因為這些慶典用具是政權需要的，煙花爆竹的水平越高，慶典的喜慶程度越高，最高政權的需求決定了創新的動向。

　　我們經常在影視作品中看到這樣的鏡頭，當人類面對可怕的

    (稿件來源：深圳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