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大學

　　柯妍

　　我所認為的假新聞有兩種，第一種，由于利益驅動故意造假，屬于典型假新聞，把黑說成白的那種，這種假新聞對于有慧眼的人來說比較容易識別，即便一時被蒙蔽，也較容易被歷史翻案。第二種，非典型性假新聞，一眼看去貌似真實、實則不然，甚至是造假的個人和組織也造假有理渾然不覺。這種假新聞毒性最深，屬慢性中毒，對個人如此，對社會更是。換句話說真假不是問題，而是判斷真假的標準出了問題，媒介世界里大量存在的就是這種亦真亦假的新聞。從這個角度來悲觀地說，假新聞是個天網，難以避免。

　　一個時期以來MBA大興其道，市場新聞業的來臨，使得新聞產品的背后就是利潤，媒體沒有道理不歡迎熟知經濟規律的管理人才。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來看，擁有市場價值觀的從業人員和擁有如客觀、真實、公正等新聞專業主義價值觀的從業人員，無論如何，兩者的知識生產的產品不可能等同。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在21世紀遭遇了解構的危險，市場績效、受眾口味成為新聞產品生產者取舍新聞的最重要標準，受眾被販賣給廣告主，新聞也就實質上販賣給了廣告。

　　于是，當經濟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把握著話語權時，媒體作為當代社會理想的公共空間，搭建民主溝通的理性平臺的愿望勢必落空。鑒于此，這些話語權力的持有者更有可能打著“受眾”喜好的旗號反對“公眾”。從牟利的角度來看，假新聞實則不假，能為個人或組織帶來真金白銀。如果一家媒體的閱聽率是用錢修補出來的美麗謊言，很難相信它們不會造出假新聞來，可惜的是，這樣迫于經濟壓力卻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媒體現實地存在著。

　　從某種角度看，我很理解這些個人和組織，從一個只有60～80年左右壽命的生命體的角度來看，與其守著只能帶來精神享受不能帶來物質享受的新聞專業主義倫理信條生活，不如改善一下生活、小越一下界。說到底，記者本人什么時候能有尊嚴地生活，這種尊嚴包括精神權威的尊嚴，也包括生命的其他尊嚴，記者手中的公權力和心中的倫理道德才可能和諧一致。見諸于報端的許多編外人員去“黑”“黑煤礦”的事件，除了常見的正義批判，何嘗不也是這些人的可憐與可悲呢？

　　其實，假新聞也不能完全歸咎于記者們，特別是在網絡時代到來之后，“把關人”的罪與罰同時喪失了。對于新聞來說，網絡是一個悖論，一邊是獲取真相機會的上升，一邊是真相的淪落。用那句著名的互連網語句來說，誰知道和你聊天的是人還是一只狗？在話語權的平等與自由似乎得到提升的同時，公共空間的理性溝通卻被虛假的信息、虛假的新聞所消磨，當在社會這只船上瞭望的新聞記者似乎被聒噪的人群淹沒的時候，最務實的解決途徑就是傳統媒體和新聞記者們吐故納新。網絡輿論領袖不僅僅應該是一個利益相關者，更應該是一個稱職的新媒體時代的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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