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際接軌：企業社區和大學社區中的商學院

　　馬浩/文

　　軌是什么？

　　商學院的出現在西方也不過是一個世紀多一點的事情。自20世紀早期以來，美國的商學院培養了大批的BBA和MBA。這些畢業生，陸續走上各類公司的高層管理崗位，建功立業。

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商學院畢業生受雇主認可和歡迎，甚至使得BBA或MBA學位成為很多企業雇人的基本要求，促成了商學院在企業人才市場上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尤其是自20世紀中期以來，商學院越來越注重自身在大學這一學術社區內的地位、自尊和合法性問題。存在于大學里(特別是研究性大學里)的商學院，作為頒發正式學士和碩士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畢竟不同于職業訓練型的�？萍夹�，要有學術氣氛、傳統和成果。于是，商學院紛紛改良課程設置，增強人文教育成分和學術力度，提高師資進入門檻，像大學其他比較成熟的學科領域一樣，要求教授在教學的同時，采用科學方法論，對企業經營管理問題和現像進行研究，并用通行的學術評判標準來評判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業績。

　　以此觀之，商學院的處境，可以說是一仆二主。一方面，它要滿足企業社區對管理知識、理論和技巧的需求，以及對管理人才后備軍進行篩選和培養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要滿足大學社區(作為一個知識創造和傳播的主體)對其學術水準和科學研究的嚴格要求。這種一仆二主的處境使得商學院的師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他們既要扎扎實實地做學問，搞課題，出成果，發論文，還要力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與管理實踐相關，有實踐含義和理論貢獻。相對于那些為求知而求知，不必關注其研究成果的實用意義的學科，這種要求無疑更加嚴格。

　　半個世紀以來，商學院的學術研究，成效顯著。有例為證，很多商學院教授的論文，在國際權威的社會科學文獻索引SSCI中的被引用率，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內都排名甚高，后來居上，可見一斑�，F在美國和歐洲研究性大學中的商學院，其師資擁有本學科最終學位(通常是哲學博士)的比例很多是100%。不做研究，不出成果，不在一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根本不可能在這些地方呆下去。其實，區分一流商學院和二流商學院的主要標志恰恰主要在于教授是否做研究。沒有扎實的學術研究和成果，商學院教什么？講創業故事和管理經驗，根本不是教授們的優勢。應該說，嚴謹的學術傳統和在學術社區的地位，乃是存在于大學社區中商學院的長期立身之本。

　　如果要談與國際一流的商學院接軌的話，其實質在于提高中國大學中商學院教師的研究能力和學術水準。這是一個在美國商學院受過系統教育并在中美高校都有執教經歷的人眼中的軌。

　　接軌的可能性如何？

　　中國的商學院在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卻幾乎沒有成形的研究傳統。為數不多的商學院博士生中很多人畢業后分流到產業界和政府部門，并沒有去補充和更新高校師資。這是一大浪費。實證研究的規范和風氣尚待推廣。現有中文頂尖管理學雜志中發表的文章還基本達不到國際主流研究社區匿名審稿制度下發表的論文的水準。與國際接軌，任重道遠。這是總的狀況。

　　然而，對于國內的商學院來說，企業雇主這個主人是真切地存在的，并對MBA畢業生們褒貶不一。MBA們在十幾年來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形成氣候并使MBA教育成為一個從業必需的資質。相對于企業這一主人和其他根本不相干的人們的指手畫腳，在對所謂象牙塔中的學術研究持高度懷疑的大環境下，學術社區這一主人基本上是灰頭土臉、忍氣吞聲。因此，接軌之舉，前途不容樂觀。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其實，知識和理論本身是一回事兒，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和獲取知識是另外一回事兒。關鍵不在于是否照搬西方理論或者沉溺于中國傳統理論，而是要虛心地學習西方現代商學院如何通過科學研究去產生知識、創造理論。在國內的商學院，這種研究意識和能力極為稀缺。那些為求知而求知的學人，很可能會致力于純科學領域，伺候一個學術主人就行了。愿意和能夠同時服侍企業界和學術界兩個主人的學子，恐怕更為稀缺。符合條件的大多也都到國外商學院讀博士了，即使回國，可能還得接受各方面的再教育。這是人才匱乏的問題。

　　亮點當然存在，關鍵在于激勵。某些國內領先的商學院已經把學術研究成果的考核作為考察教授業績的最重要指標，并對達到世界一流的學術成果進行重大獎勵。當一個商學院形成了重視研究的風氣和文化氛圍之后，就會不斷有人才的更新和集聚。說到底，這是商學院院長們的眼界、勇氣和膽識的問題。

　　不接軌又怎么樣？

　　接軌，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某種說法而已。是學神髓，還是學皮毛，才是實質問題。本來，對“軌”本身也是見仁見智，接誰的軌(比如，西歐還是北美)也是個問題。不接軌又會怎么樣呢？這可能應該是我們討論接軌時一個不可忽視的話題。簡單的回答可能是，沒什么大不了的。以順其自然、開放平和的心態，學習別人優秀的模式，為我所用，乃是真諦。無所謂與人接軌，其實我們根本沒有那么虔誠的虛心；也無所謂事事非要自主自立，我們沒必要那么孤傲自閉。

　　對于商學院和商學教育而言，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接軌”進行到底。首先，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是受它既定經濟發展階段和狀況、文化傳統和人文習俗等多種因素影響和制約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通。其次，商學院在大學社區中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的成功各自有著不同的邏輯。一個國家商學教育的成功也許并不是該國企業成功的必要前提。商學教育雖然重要，但其作用不能無限夸大。

　　美國在20世紀的經濟發展，很難說是得益于世界領先的商學研究和教育。更直觀和符合邏輯關系的解釋好像應該是那些早期靠自己摸爬滾打而非常成功的一些商界巨頭，在成功之后捐了大筆的錢給各個大學，于是才有了后來蓬勃發展的商學教育。當然，再后來商學院校友的成功與對母校的捐助更進一步增強了美國商學教育的實力。然而，商學院在鼓勵創新(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方面也并沒有太多建樹，幾乎乏善可陳。

　　商學教育可能會為企業的成功和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甚至在某個階段和環境下作出非常重要的貢獻，但企業的成功和經濟的發展并非建立在商學教育發達的前提上。日本經濟騰飛的時候，日本的商學院并沒有幾家世界一流，至今仍然如此。日本商學院經常講的和學的也都是歐美主流派的理論。令日本企業著稱于世的“全面質量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位美國人幫助建立的實踐性極強的理論。

　　不僅如此，日本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的成功，使得世界最優秀的商學院們也都對日本企業大加追捧，用來注釋教授們的理論，甚至啟發教授們的理論構建。美國《商業周刊》曾于十年前專訪哈佛商學院的一期MBA畢業生。其中有一位受訪的美國學生，在被問道“你讀MBA兩年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時脫口而出：“我們讀了幾百個案例，一個屢屢重現的感覺是，不管我們干什么，日本人總是比我們干的好�！比毡酒髽I軟了，韓國企業火了，中國企業緊隨其后也來了。10年前，哈佛案例庫中，中國的案例不過兩打，現在大概以百而計。當中國企業稱雄于世的時候，相信各國會有更多的學生學中文，或者到中國的商學院來讀MBA。

　　中文在世界范圍內被更加廣泛的應用，并不主要取決于中國大學各個中文系的發展戰略和與誰接軌。同樣，中國商學院和商學教育在將來可能的引人注目，也并不一定在于中國商學院是否與世界接軌，而是取決于有多少“世界人”愿意與

　　商學院的主要功能是為那些有志于商業發展和企業經營的，并有相關潛力和資質的人士，提供一個學習和交流的平臺。學什么，可能重要，但跟誰一起學和怎樣學，可能更重要。并不一定是商學院有什么高招真正培養了一批商界精英，而很可能是這些潛在的商界精英選擇了聚集在商學院的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