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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諜中諜

  監視對手,尋找他們中的軟弱者,撬開他們的嘴和垃圾箱⋯⋯歡迎來到金錢世界背后的陰暗國度

  文 《環球企業家》記者 徐倫

  就在力拓駐華鐵礦石業務主管胡士泰和他的3名同事因賄賂及間諜嫌疑被關在上海一座紅磚建筑群里的時候,遠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73歲的前波音工程師鐘東蕃因涉嫌經濟間諜罪被判9項罪名,成為自1996年美國《經濟間諜法》(EEA)通過以來第一個因此被定罪的人。幾乎同一時間,德意志銀行被曝光涉嫌非法監視被懷疑泄露消息的監事會前成員、批評德銀的維權股東、一位德國媒體大亨甚至自己的COO。

  竊密、監控、間諜⋯⋯這些非常態行為在商業世界中變得像在電影中一樣尋常,而一旦浮出水面,人們便很容易聯想起過去的同類事件,并發現其數量并不比“007”系列電影少。僅2000年以來,就有甲骨文和寶潔大翻微軟和聯合利華垃圾箱以搜尋情報、可口可樂員工試圖向百事可樂出售配方、惠普董事會泄密案、F1車隊法拉利大量資料被泄露給對手邁凱輪和SAP非法下載甲骨文資料等眾多引人注目的商業情報泄露事件。顯而易見,這些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在全球商業戰場的中心和角落如火如荼地進行,不過就像無數墜入地球大氣層的流星,只有極少數特別重大的才能為人所知。

  從事商業情報活動并不需要成為能飛檐走壁的“007”,搜尋的也只是研發、營銷和產能等珍貴卻不會引發世界大戰的信息,但這并不妨礙人們想象出種種夜黑風高、王牌對王牌的場景。實際上,有時打幾個電話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重要信息并永遠不會被發現,有時卻必須大費周章地蹲點、翻垃圾箱、偽裝身份、收買目標公司內部人士,1980年代日立非法購買IBM重要技術信息并被誘捕和2006年可口可樂員工出賣配方的案例都牽涉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1980年代也是美國商業情報活動開始興起的時期,部分因為全球化的出現使了解其它國家、地區及其企業成為必需,部分因為日本企業對情報的全民重視帶來的壓力—20多年前的三井商社便將“信息就是企業的生命線”奉為座右銘,管理層每天要通過聯接其全球各地200多處分支的衛星網絡分享8萬條信息,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收集到的情報。

  日企高管始終將收集信息視為天職,但1980年代的典型美國商學院畢業生最多將其視為圖書管理員的職責,即便非常想知道對手情況,也極少行動。相比之下,萬豪國際集團已算當時最具情報意識的美國企業之一。它在1987年進入經濟酒店領域前,曾讓一個由營銷、金融、人力資源和運營等組成的“情報小隊”在6個多月里遍訪美國近400家經濟酒店以學習對手。這些人每到一個地方就表明自己是萬豪的雇員,詢問對方經理從價格、運營到如何培養員工斗志的種種問題,并順利得到答案。“情報小隊”做的最“出格”的事也不過是以客人的身份觀察、體驗對手,但這足以使萬豪在進入經濟酒店領域后迅速超越同行。嘗到甜頭的萬豪接下來讓獵頭公司接觸15名其它經濟酒店的經理,摸清了他們的薪酬、訓練、職業規劃和需求,當然,最后萬豪雇用了其中5人。

  這些舊時代的手段與人們心目中驚險刺激的情報大戰相去甚遠,卻非常有效。真正的情報收集并非只是在危險的地方尋找危險的信息,而是一種偵探和分析的藝術。所謂的商業情報是競爭性情報的通俗說法,而所謂的競爭性情報大多得自公開場合和信息,只有一部分來自入侵、偽裝、收買和廢物尋寶等非常手段。雖然人們津津樂道于充滿戲劇性的商業間諜案,從公開信息獲得情報更為重要,因為這是合法且可持續的手段:與對方高管的交談、收集價格變化、買回競爭對手新產品拆卸組裝、挖掘公共數據庫、從各種公開信息中尋找蛛絲馬跡⋯⋯很多不起眼的微小細節組合在一起,往往能蛻變成揭示對手或行業變化動向的重要信息。是否合法被視為區別經濟間諜活動和正常競爭性情報收集活動的標準,某種程度上,求助于前者相當于承認在后者上的失敗。

  如今,競爭的日趨激烈持久和世界的信息化促使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情報大戰。無論是內設還是外包,有能力的公司(這意味著90%以上的“財富500強”)都會建立起自己的情報系統,至少覆蓋合法收集對手競爭性情報、加強自身安全與風險控制和雇傭專業調查公司3個層次中的前兩項,AT&T、摩托羅拉、英特爾、通用電氣、可口可樂、3M和陶氏化學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競爭性情報有助于企業制定針對性戰略、搶奪市場份額、避免盲目競爭、提高研發效率和節省成本,一個不屑于或出于過高道德顧慮不愿收集情報的企業必然處于劣勢。正如一位曾在FBI工作的探員對商業情報的評價:“靠刀槍活著必然死于刀槍,但靠橄欖枝活著也還是死于刀槍。”每家公司都在用盡手段打探其它公司,不被發現就一切安好,一旦被捉住,只能尷尬地站在聚光燈下,但等風波過去,一切照舊。這就是這個世界的游戲規則。

  “鼴鼠”的故事

  從被當地人稱為“宇宙飛船”的F1著名車隊邁凱輪總部往南開一段,20分鐘左右就能到達一家復印店。為了普通的復印需求跑這么一段路雖然奔波卻也沒什么,但如果是為了復印邁凱輪老對手法拉利車隊的絕密文件則是不可饒恕的愚蠢—這家店的一名店員在邁凱輪的眼皮底下狂熱崇拜法拉利和對方的超級明星邁克爾·舒馬赫。前邁凱輪總設計師邁克·考夫蘭(Michael Coughlan)的妻子特魯迪(Trudy Coughlan)那時并不知道這一點,更不知道當她在2007年6月的一天,要求那名店員將780頁法拉利資料掃描刻錄成兩張CD并留下自己名字時,就已點燃F1有史以來最大間諜案和丑聞的導火線。

  事后看來,如果特魯迪去了其它復印店,如果那名店員不是F1車迷,或者如果他跟那個地方的其他人一樣擁護邁凱輪,邁克·考夫蘭和法拉利前競賽與測試技術主管奈杰爾·斯特普尼(Nigel Stepney)非法竊取、泄漏和傳播法拉利機密資料的事很可能會繼續隱瞞下去,但種種巧合使事情發展方向與二人的期望完全相反。

  出身英國的斯特普尼成為法拉利“夢之隊”核心成員已有10多年,1993年加盟的他給法拉利亂糟糟的維修站帶去了秩序和紀律,并幫助這支紅色車隊在2000至2004賽季奪得五連冠。到2006年底時,斯特普尼被認為每年能賺100萬美元以上,并在法拉利車隊中影響巨大,但那時法拉利已處在分崩離析的邊緣:先是傳言舒馬赫要在賽季末退休,然后備受尊敬的技術總監羅斯·布朗(Ross Brawn)宣布將離開一年。身為布朗左右手的斯特普尼希望接任他的工作,但最終上位的不是這位沒有大學學位的技師,而是從人力資源系統中成長起來的馬里奧·阿爾芒多(Mario Almondo)。這一決定使斯特普尼大為惱火,他于2007年2月公開表示在車隊中不快樂,希望能離開去尋找職業上的突破。

  雖然沒有像其他對法拉利表示不滿的人那樣被辭退,斯特普尼已被視為背叛者。累積的憤怒和壓力使這位背叛者開始真的背叛法拉利,他在2007年5月被抓到在摩納哥站往法拉利賽車的油箱中倒入白色粉末破壞賽車,幾周后,法拉利收到復印店員匯報邁凱輪總設計師妻子復印法拉利絕密資料的電子郵件。

  在斯特普尼向邁凱輪—更準確地說是其技術總監考夫蘭—出賣法拉利的過程中,從1980年代就與之一起共事的考夫蘭起了重要作用。他們曾一起在蓮花、貝納通和法拉利等車隊工作,興趣相投的二人相處很好。所以當斯特普尼感覺被法拉利拋棄后,在2007年3月第一次撥通了考夫蘭的電話,后者熱心傾聽了對方在法拉利的沮喪感和對技術總監人選問題的抱怨。在隨后的電子郵件往來中,斯特普尼開始表示擔憂法拉利的賽車有不符合國際汽車運動聯合會(FIA)F1技術規范的地方,并將證據發給了考夫蘭。這些證據最終被并不知來源的邁凱輪轉發給了FIA,但一向被認為偏袒法拉利的FIA雖然承認法拉利有不合法的地方,卻未采取行動。

  隨著斯特普尼與法拉利的日益不和及流言增多,考夫蘭向邁凱輪常務董事喬納森·尼歐(Jonathan Neale)袒露了資料來源。尼歐告訴考夫蘭此事讓他很擔心,并認為邁凱輪不應再與斯特普尼郵件來往。在與斯特普尼安排見面—為了當面說明以后不再來往—的過程中,考夫蘭要求得到法拉利制動系統的內部信息。2007年4月,他飛到斯特普尼度假的巴塞羅那,按其說法,斯特普尼“主動提供”了法拉利的制動系統圖表,并在午餐后上車準備送他去機場時拿出了那780頁資料。

  不用了解F1也能知道780頁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對于圈內人,這更是史無前例的重磅炸彈。舒馬赫這樣的超級明星為F1聚集了大量人氣,但真正的競爭在于賽車本身:最好與最壞的車手基本駕駛能力相差不超過1秒/圈,但最快與最慢的賽車卻能相差3至4秒/圈。法拉利與邁凱輪這樣的頂級車隊每年投入數千人和數億美元就是為了讓自己的賽車快上幾毫秒。除了在技術和工程上竭盡全力地登峰造極,打探對手的賽車情況也是F1的常規項目:讓攝影師在每個賽季的開幕式上拍下對手的賽車、與各隊的內部人交換流言和秘密⋯⋯這些都在可接受的道德范圍內,但斯特普尼泄露給考夫蘭的信息對最寬容的人而言也是不可原諒的—這780頁包括設計、工程、建造、檢查、測試、研發和駕駛F1賽車的各種技術文件,從示意圖、技術報告、照片、預算表格到原材料構成一應俱全,足以讓行家復制出一輛法拉利賽車,也足以讓這兩人找到更高收入、更高地位的新工作。事實上,他們曾在2007年6月1日見過本田車隊的CEO,但因為要價高得離譜而沒有談成。

  邁凱輪到底從法拉利那里學到了什么?這是一個難以下定論的問題。它確實了解到老對手的進站策略、人員配置、賽車數據和金融情況,理論上足以讓其獲得幾秒的優勢,但很多信息是邁凱輪可以常規偵探手段獲得的,許多專家認為邁凱輪并未從中獲益多少,卻因此失去了2007-2008賽季唾手可得的冠軍并被罰以1億美元,同時還要面臨公眾和道德上的壓力。

  法拉利車隊并不是情報泄露最厲害的公司。在1990年代大眾汽車與通用汽車的著名案例中,曾經擔任通用副總裁和采購部經理的洛佩茲(Jose Ignacio Lopez de Arriortua)在1993年轉投大眾時帶走了1萬多頁資料,涉及通用的零配件采購價格、成本核算、生產及銷售戰略等,甚至包括其新設計的汽車圖紙復印件。此外,洛佩茲還帶走了原來的7名助手與好友,并向其他40多名通用的同事發出了“邀請”。

  與斯特普尼不同的是,洛佩茲并非因為不受重用才選擇背叛通用。這個在生產、銷售和經營方面都展現出卓越才華的西班牙人一直在通用歐洲市場大展拳腳,因其出眾表現引起大眾的注意,經過周密籌劃,當時的大眾CEO兼董事長費爾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與洛佩茲在法蘭克福進行了第一次密談。會談中洛佩茲對皮耶希產生極大好感,因為他驚奇地發現后者在許多方面與自己志趣相投,這正是他后來拋棄通用接受大眾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洛佩茲并不知道的是,皮耶希在幾個月前就詳細調查了他的身世、個性、優點、弱點和喜惡等各種情況,好讓洛佩茲在見面時產生遇到知己的錯覺。

  但與斯特普尼相同的是,這也是一個理想受挫的人。在情報世界中,間諜通常被稱作“鼴鼠”。這些后來才變節的“鼴鼠”們通常與這兩人相似:沒有得到自認屬于自己的東西、理想不能實現、對公司的感情受到傷害⋯⋯1999年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洛佩茲表示他拋棄通用是因為對方拒絕建造一座他夢想中的先進而高效的工廠,但在大眾,這座被許諾的工廠同樣沒有建起來。“早知道如此,我絕不會變節,這是我的錯。”在通用1996年提起的起訴中,就包括洛佩茲把代號“Plant X”的創新工廠計劃帶去了大眾。

  垃圾堆考古學

  “我對我們的所作所為感覺良好,”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2000年6月在發布會上表示,只不過他談論的并非公司產品或戰略,而是對微軟的偵探活動。這兩大軟件巨頭及其背后的兩大億萬富翁處于競爭態勢已久,明爭暗斗并不新鮮,但這次甲骨文確實玩出了點新花樣。

  甲骨文雇傭的國際調查團(Investigative Group International,IGI)由一位前“水門事件”調查員領導,曾幫助煙草業和克林頓政府擺脫麻煩。它奉甲骨文之命調查的并非微軟,而是獨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全國納稅者聯盟(NTU)和競爭技術協會(ACT)。IGI通過偽裝身份的訪問、偷竊存有內部資料的筆記本電腦和收集垃圾得到的內部情報顯示,這些本應保持獨立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都接受了微軟的“贊助”,并在針對微軟的反壟斷訴訟中持反對態度:曾邀請240名學者聯合署名登報宣稱微軟不存在壟斷問題的獨立研究院最大的贊助人就是微軟,一直公開抨擊美國司法部對微軟的訴訟是“政府帶頭偷竊微軟知識產權”的NTU接受的微軟贊助在20萬美元以上。這些內幕被紕漏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上,微軟大為難堪。

  卓有成效的“揭秘”讓甲骨文很滿意,IGI繼續將觸角伸向ACT,但這一次在取得能打擊微軟的成果前事情就敗露了。2000年5月。負責任務的羅伯特·沃特斯(Robert M. Walters)以“上游科技”(Upstream Technologies)高管的身份在ACT華盛頓辦公室附近租了一間辦公室。他派出的一個化名布蘭卡·洛佩茲( Blanca Lopez)的女人,在2000年6月1日向負責清理ACT垃圾的清潔工自稱為正在調查刑事案件的FBI特工,愿意出50美元請他將那些垃圾運到附近的“上游科技”公司去卻被拒絕。5天后,將酬勞升至1200美元的洛佩茲再次被拒絕。對這兩次接觸產生懷疑的清潔工向ACT匯報了情況,IGI和甲骨文的偵探行為由此被發現。

  對于這起商業偵探活動,微軟不遺余力地扮演“受害者”角色,它認為被曝光的只是甲骨文行為的冰山一角,甲骨文和埃里森卻并不認為自己犯了多大的錯,甚至根本不認為自己犯了錯。甲骨文表示曾經明確要求IGI采用合法手段收集情報,埃里森更將揭露微軟視為“公民義務”,坦率承認對微軟同盟進行偵探的費用是他批準的,只不過不知道雇用了誰及使用了什么手段等具體細節。在全世界都知道甲骨文翻了微軟同盟的垃圾箱后,埃里森也承認這樣做有其缺點:“我們的調查人員做的一些事確實令人討厭,當然這是從個人衛生角度考慮。我是說,垃圾—真惡心。”當被問到如果微軟這樣的對手也來翻甲骨文的垃圾怎么辦時,他大方地回應:“我們會把垃圾運給他們,會把所有的垃圾都送給他們。”

  這種廢物尋寶的行為被前美國競爭情報學會(SCIP)主席約翰·羅蘭(John A. Nolan III)稱為“垃圾堆考古”。正如真正的考古存在著盜竊的可能,翻別人的垃圾也可能觸犯法律。美國1996年通過的《經濟間諜法》規定,一家公司通過行竊或欺騙的手段刺探另一家公司的商業秘密構成犯罪,這意味著采取“有效措施”保護的任何公司經濟情報都受美國法律保護,但從競爭對手垃圾箱里翻取情報卻是一個充滿可能性與爭議性的灰色地帶:買通對方內部人員提供含有情報的垃圾應屬犯法,但從公共地帶撿回對方遺棄的垃圾卻算不上。為了不引起注意或者疑慮,受雇于大公司的調查公司除了挑選在半夜或是沒人注意的時候下手,還會雇用退休或下班的警察去干這件事,因為他們的警徽足以打發絕大部分好奇或感到奇怪的人。

  就在甲骨文調查微軟同盟的前后,寶潔也在對聯合利華的垃圾堆進行“考古”。從2000年秋天開始,寶潔負責競爭性情報收集分析的部門與一些組織簽訂合同,監視包括聯合利華在內的多家對手在護發產品上的舉動,后者再將任務轉包給10多家其它組織,其中一家是由前政府情報官員組成的鳳凰咨詢集團(Phoenix Consulting Group,PCG,當時的領導人正是約翰·羅蘭,他表示自己和手下曾參加過越戰時著名的暗殺計劃“鳳凰”)。

  PCG派出的特工偽裝成聯合利華的投資顧問,順利進入其在芝加哥的護發業務總部,不僅在大樓內部四處活動,還經常趁人不備在垃圾箱中尋找有用信息。事實證明這次“考古”非常成功,幾個月內就得到大約80份秘密文件,其中包括多個品牌的詳細業務內容,甚至還有聯合利華準備在2001年2月上市的一款新產品的計劃細節。如果不是寶潔董事長約翰·派珀(John Pepper)等高管在2001年3、4月間發現此事并及時叫停,聯合利華還渾然不知。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寶潔在發現PCG的作為后為什么要主動公開?這或許是因為派珀等人道德高尚,更可能是寶潔希望學習強生在泰諾中毒事件上的正面危機公關策略,因為這家日化巨頭在商業情報刺探上一向聲名不佳,早在1940年代就曾盜竊過當時還叫“利華兄弟”(Lever Brothers)的聯合利華前身的肥皂產品。不管怎樣,如果寶潔認為主動坦白就能換得聯合利華的諒解就大錯特錯了。一位了解這起事件的人將寶潔的舉動評價為:“向殺人犯自白,希望以被謀殺取代自殺。”最后寶潔賠償給聯合利華1000萬美元,接受第三方調查,更多的和解細節至今仍不為外界所知。

  越專業越危險

  如果不是沃斯特在為“上游科技”租用辦公室時用了自己的私人銀行賬戶,并用其中很容易被追蹤到的電話線路給自己家里和妻子辦公室打電話,IGI和甲骨文的舉動很可能也不會暴露。這些缺乏警惕性的不職業舉動也許是出于這位“偵探”原是一位性情溫和的記者,而非受過專業訓練的特工。相比之下,號稱有專業背景的PCG表現好得多。

  事實上,從事商業情報偵測和收集的人不僅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專業。這些商業世界中的“007”開始擁有MBA證書或是通過專業認證,甚至從大學開始就學習商業情報,另外一些則來自政府情報機構,比如著名的中央情報局(CIA)和FBI。據《私人調查雜志》(PI Magazine)估計,2006年全美約有6萬名持有執照的私人偵探。這個行業也出現了屬于自己的巨頭:成立于1972年的Kroll隸屬于威達信集團(MMC),員工近4000人,在全球33個國家的65個城市擁有辦事處,2008年收入達8.66億美元,提供包括商業情報調查和危機與緊急事件管理等多項服務。

  Kroll也是1980年代最早雇傭CIA特工的私人調查公司,這種做法在冷戰結束后逐漸普及開來。“9·11”事件使更多政府特工轉向私人公司,他們有的因為被控失職失去工作,有的對政府及其機構的幻想破滅,還有的是迫于生活壓力。這些人中不乏大名鼎鼎者,在CIA工作了27年、曾擔任最高反恐官員的羅伯特·格瑞那(Robert Grenier)2006年加入Kroll,現在是其全球安全咨詢部門的董事長;同樣,在2006年回CIA出任副局長之前,史蒂芬·卡佩斯(Stephen Kappes)在英國私人保安公司ArmorGroup International(2008年被G4S收購)工作過。

  越來越多的政府背景特工涌入商業情報領域給老一輩私人偵探帶來壓力。后來者帶來GPS、長焦相機、測謊儀、電子監控、CIA教材,還有更大的膽子和更低的道德底線,雖然大部分人不會逾越法律和道德的底線,但對這個特殊的行業而言,少數被曝光采用不光彩手段的“間諜”足以毀掉所有人的聲譽。相對缺乏實力的小公司比Kroll這樣的大公司更敢鋌而走險,許多“牛仔”為了取悅客戶不惜做任何事情。前CIA官員邁克·貝克爾(Mike Baker)和曾在英國軍情五處(MI5)短暫工作過的尼克·戴(Nick Day)2000年在英國創建的私人調查公司Diligence集中體現了商業間諜的不擇手段。

  2005年春天,開始獨掌Diligence大權的戴策劃了代號“絲蘭計劃”(Project Yucca)的秘密任務—打入畢馬威(KPMG)為其最大的客戶之一、俄羅斯Alfa Group Consortium(AGC)收集信息。兩名Diligence的女雇員被派往畢馬威從事與AGC有關項目的地點百慕大,以替紐約一家著名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會議策劃人的身份搞到畢馬威雇員名單,找到負責項目的兩人并篩選出充當“鼴鼠”的目標。隨后,戴親自以英國情報人員的身份誘使那名對實情一無所知的“鼴鼠”提供出所需的絕密信息,為了保證“鼴鼠”不是雙面間諜或是對方的誘餌,Diligence也對其住所的垃圾箱進行了“考古”。在這個過程中,戴和稍后偽裝成CIA特工的兩名女雇員之一從未直接自稱為政府特工,而是通過巧妙的暗示給對方造成這種印象。這個已經成功的計劃因為2005年10月18日有人匿名向畢馬威舉報而敗露,Diligence在2006年6月以170萬美元換得了庭外和解。而即便是在計劃出現問題之后,戴仍送給發揮了關鍵作用的“鼴鼠”一只價值數千美元的勞力士手表,并讓他相信這是來自英國政府對他配合調查的感謝禮物。

  與Diligence相似的調查公司并不在少數,另一家被曝光的是Beckett Brown International (BBI,2000年改名為S2i)。這家公司的一些作為與IGI類似:間接受雇于大企業,調查非盈利的公益性綠色組織將如何對違反規定的大企業發起攻擊,專長“垃圾堆考古”,同時采用偽裝身份的方法混入目標組織。BBI富于戲劇性的地方是當它的創始人2001年開始因財務問題分裂時,其中提供最初資金的一人帶走了很多箱公司記錄,并在隨后的瘋狂報復中將這些記錄寄給曾經的偵探目標,而且主動向外界披露公司內幕。

  所有的曝光、指責甚至訴訟都不能讓這些膽大妄為的私人調查公司縮回已經邁出道德邊界很遠的那只腳。Diligence創始人之間的官司還未了結,他們就各自創立或投奔其它公司重操舊業,“絲蘭計劃”失敗后的戴也沒有絲毫悔恨或氣餒,因為他知道自己提供的商業情報價值高到無法估計:“我們實際上是幫助企業在挑戰性的環境下處理風險,這是政府機構做不到的,它們不一定有資源,或者不理解其重要性。”無論表面上是否承認戴這樣的人的價值,企業高管們內心深處都明白他們的重要性。顯然,就像所有私人調查機構都宣稱自己絕不干違法的事一樣,所有的公司都標榜自己尊重公平競爭的原則,但它們骨子里都希望自己能在每一個細節上擁有壓倒性的絕對優勢。如何做到這一點?建立一套完善且隱蔽的情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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